邢小群：观察朝鲜的不同视角-凯发k8官方首页

 　　朝鲜可谓当今世界最神秘的国度。了解朝鲜的社会生活，并非易事。

　　2013年，还是央视主持人的崔永元曾发表《朝鲜七日》，称赞“朝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住房、看病、上学等都是国家买单。今天，朝鲜人民的幸福指数，事实上远远超过了自称崛起、辉煌、盛世的天朝人民，他们脸上的笑容没有装饰的痕迹，是发自内心的，是无忧无虑的。”他进一步介绍：

　　一、朝鲜实行免费教育制度。朝鲜实行全民11年制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小学到中学)，这11年所需的学杂费、文具费等，均由国家负担。高中毕业后进行高考，择优录取，大约50%的高中生可以升入大学。大学期间，国家发放补贴和助学金。朝鲜总人口识字率99%，全民的识字率比中国高出了不少。

　　二、朝鲜实行免费医疗制度。朝鲜从1953年起实行免费医疗，老百姓看病不花钱，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看病的手术费多少钱、药费多少钱。

　　三、朝鲜实行免费住房制度。朝鲜住房全由政府、单位提供，城市居民只要结婚，都可分到一套8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农村的房屋也由国家统一修建。朝鲜不收房费，水、电、煤气、暖气也都是统一供应的。调动工作时，住房交还国家，到新的工作地点再重新分配 。

　　四、朝鲜实行统一分配工作制度。朝鲜所有的成年人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没能考取大学的人，有的参军，有的参加工作。由于朝鲜的大学教育相当普及，所以朝鲜人的文化素质很高。大学毕业之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所以，朝鲜人都自豪地说：“朝鲜没有失业，每个人都有活干。”

　　五、朝鲜实行政府养老制度。在朝鲜，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退休后统一领取退休金。退休金按每个人的贡献和工龄确定，优秀劳动者的退休金可以拿到原工资的全额，最低也能达到40%以上。所有国民都能安享晚年，没有后顾之忧。

　　崔永元判断：“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朝鲜，没有失学的学子，没有看不起病的病人，没有买不起房的穷人，没有下岗失业的工人，没有毕业即失业、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没有失地的‘进城无工打、回乡无田种’的自生自灭的农民。几十年来，朝鲜并没有像我们那样，天天吆喝着发展经济，天天吆喝gdp又提高了多少，他们在社会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悄无声息地独立自主地建设着自己的国家，竟取得了让中国自叹弗如的骄人成就!”

　　崔永元是一个有个性的电视主持人，在口述历史等领域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这篇文章，他借朝鲜之行的观感，反思中国的问题，可谓用心良苦。但他对朝鲜社会制度的乐观估计，恐怕是一叶障目了。意在攻玉，却没有找准它山之石。

　　崔永元赴朝鲜七天，履行的是一次与文化交流相关的公务活动。行程主要在平壤，接触的范围，多是朝方的公务人士。凭借有限的接触，做出全局性的评判，颇有风险。评判朝鲜全局，不能只看平壤，正如评判中国大陆，不能只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光听官方的宣传，更不可能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回想文革年代，韩素音等对华友好的西方作家，多次访华，被待为上宾，由官方安排参观了不少地方。凭这样的见闻，向英文世界频频发稿，发出了大量赞美文革年代的声音。到80年代初，中国拨乱反正，揭露了文革真相，韩素音感到十分尴尬。同理，如果凭着短暂的平壤之行，就对朝鲜做出整体评判，很可能重蹈韩素音的覆辙。

平壤街头

　　2008年奥运期间，我曾到朝鲜旅游，来回四天，所见所闻，颇能理解崔永元的评判其来所自。我和崔永元一样，住是羊角岛宾馆。那里可以看中国央视四台、凤凰卫视和一些外国电视。而朝鲜人只能看本国的两个频道，连奥运开幕式都不报道，更不要说别国的比赛情况。我们也观看了《阿里郎》。15万人次演出，8万人观看，其声势为中国奥运开幕式所不及。崔永元感叹，参加演出的孩子们，回家没有车送，我们也看到了。我和崔永元不同，往返不是乘飞机，而是坐火车。进入朝鲜那天，因为中国游客只有十二人，朝方没有安排新义州开往平壤的国际专列或专门车厢，只在普通列车中辟出了两排座位，虽然不许自由走动，我还是获得了近距离感受朝鲜百姓的机会。铁路沿途的玉米高度密植，结穗很小。沿路旅客，穿的都是颜色单调的化纤服装，面色黑黄。出门的负重都在女人头顶着的包袱里，没看到一件我们常用的双肩背包或拉杆箱，更没有人穿旅游鞋、牛仔裤。我们也看到了无处不在的朝鲜军人，男性军人的身材确普遍偏矮。

阿里郎团体操

　　平壤人和外地人相比，不论是气色还是穿着，都好出许多。我虽参加的是自费旅游，但朝方却为十二个中国来客派出了一男二女三名中文导游，他们一路宣讲朝鲜制度的优越，极力表现朝鲜人民无所羡慕。然而，他们对游客行踪严格掌控，处处设防。旅行团中有延边人，也不许与朝鲜人说话。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甚至不能进入百姓购物的商店，只允许进入专门向外国人售货的商店。经过平壤的大街，两边楼房底层铺面的橱窗都是黑的，不见任何百货商店，只有街头的售货小亭。我趴近玻璃往里看，只见到一个很小的理发店。离开朝鲜时，甚至要游客打开相机，把拍摄的照片让朝方警员一一过目。这让我隐约感到，许多层面我们是看不到的，宣传上的自信包含着多么明显的不自信。了解朝鲜的真相，需要不同的视角。

　　最近读到一本书，名叫《我们最幸福》,由台湾麦田出版社2011年出版、香港、台湾两地发行。实际上是“朝鲜人民无所羡慕”的不同译法。作者芭芭拉.德米克是《洛彬矶时报》驻首尔记者，她也去朝鲜旅游过两次，更多的内容，是对来自朝鲜清津的六位脱北者的长期采访。她的笔下，让我看到了另一个触目惊心的世界。

　　脱北者之一美兰，其父曾在韩战中被北方军队俘获，发落到铁矿当矿工。矿工全是和他同样的俘虏。虽然他们1956年有了公民证，但子女被视为有“脏污的血统”，成绩再好，也不能上大学。美兰的大姐，有着优美的歌喉，报考艺术高中被拒;美兰的弟弟报考师范学校，“几乎答对了每个问题”，也未录取。美兰获准进入清津师范学院很意外。入学后才知道，因为冬季没有暖气，每天只供一餐——用盐、水与干无青菜煮的清菜汤，很多人不愿意去。因饥饿不断有人休学。美兰坚持到毕业，分配到一个幼稚园。“她刚来幼稚园时看到学生们长得很瘦小。现在孩子们的身形似乎更小了。学校餐厅因缺乏食物而关闭。因为家中无法提供学校需要的柴火;然后没有办法带午餐;接着孩子们没有体力上课，三年来，幼稚园一个班的孩子从五十名减少到十五名。”此时，幼稚园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发薪水了。当“美兰”问校长，薪水大概什么时候能恢复发放时，校长低声地笑着说：“或许要等到我们与南韩统一的时候。”

　　美兰的恋人俊相，有着日侨背景，祖父从日本每年接济，生活还过得去。他学习优秀，因为成分，不能上金日成大学，而上了平壤的另一所理工学院，学了计算机。大学毕业，他自己租房，用爷爷去世前给的最后一笔钱买了电视。他设法绕过官方的封闭，收看到韩国的电视节目，并从有外交背景的同学那里借到外界的书籍。知道美国已经提供燃料石油能源援助，但朝鲜坚持发展核子武器与飞弹。这些见闻使他产生了出逃的动机。当他逃到韩国之后，发现自己学的东西非常落后，根本不知道科学前沿的成果。尤其是他登录了真正的国际互联网，马上惊呆了：世界已是这个样子。我曾看到一个参加联合国粮食署到朝鲜调查的中国青年人写的一篇文章，他说走遍朝鲜很多学校，没有见到一张世界地图。崔永元说：“所需的学杂费、文具费等，均由国家负担。”《我们最幸福》书中介绍：平时，相恋的人连写信的纸都没有。甚或买不起用玉米叶做的又薄又脆的纸。边境录制脱逃者口供的人，是在木片上写字，因为没有办公纸。

　　金智恩是个儿科医生。其父1960年中国大饥荒时投奔朝鲜，他平时对家人说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真正的继承人是金日成。金日成去世，他说，这么伟大的人都死了，我又何必活着浪费粮食，要绝食自杀。临终前却低声告诉女儿：“金日成的死证明朝鲜的体制完全失败”，悄悄地给女儿写下中国亲戚的地址：“这是我们家在中国的亲戚，他们会帮助你。”金智恩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因为没有药品，她和同事要在春秋两季各腾出一个月采集草药，每天睡在荒郊野外。每人都有采集量的规定，如不够，还得继续去采。她眼见着来看病的孩子们因为饥饿一个个死去。她说：“我能做的只是事后跟着母亲们对着他们的尸体痛哭。”“几年过去了，医院能提供的治疗越来越少。”输液还得自己带瓶子来。“最后医院人去楼空。民众不再带亲人去看病。何必这么麻烦呢?”在饥荒中，民众不等饿死，疾病就会夺走他们的生命。最先死的是五岁以下的孩子，一个感冒会转化肺炎;一个腹泻会恶化成痢疾，孩子就死了。接下来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再接下来是男性壮年人，他们脂肪较少，比女人容易死。

　　六个脱北者，并非都来自受歧视的阶层。57岁的宋锡熙曾是一名忠诚的劳动党党员，在政治上一直受到信任。她在有着两千多员工的国营制衣厂工作，兼任居住地“人民班”的班长，丈夫在广播电台从事宣传工作。从1988年起，没有煤了，没有电了，她仍然到厂里扫地、擦机器，“否则拿不到可以换取的粮票”。后来，经理说：你们想想别的办法帮助家里带点粮食。“宋太太吓坏了，经理虽然没有说出卖淫两个字，但也许就是这个意思，他建议她们到黑市找工作。”最终制衣厂关门。后来，宋的丈夫也领不到薪水。最喜欢引用金日成“防范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有毒思想”语录的宋锡熙，先是用大房换小房，用挣的钱倒卖买米;后变卖家里的东西，换粮食，做豆制食品到集市到去卖。到了1995年，包括衣物在内所有可卖的东西都卖了，只剩下金氏父子的肖像。这时，不论成分好坏，上班的人都没有了薪水;很多孩子到处流浪，捡拾、或偷窃食品;妇女们走遍田野，把能吃到嘴里的东西都搜刮遍了。宋锡熙的丈夫、儿子都死于饥饿。她饿昏在街头，52岁的她体重比一个8岁小孩还轻。回到小屋，除了筷子和铁碗，什么都没有了。小偷连领袖像上的玻璃都拿走了。从1996年到2000年朝鲜得到价值24亿美元的粮食援助。但朝鲜当局不让援助者直接接触饥民调查。绝大多数粮食最后成了军方储备粮或在黑市上出售。当局还告诉百姓这是朝鲜军队俘获了美国军火贩子的大米。1998年黑市米价达到一公斤两百圆。即使朝鲜薪水重新发放，一般的办公室员工或老师每月也只能帮助家里买到两三天的粮食。联合国在朝鲜努力了十年才建立了监督机制。

　　在一个炼钢厂，管理人员曾将员工组织起来，收集废铁，越过中国边境去换取食物。后来他们自行拆卸机器，运到边境出售。结果该厂共有八名管理人员因此被行刑队枪毙。

　　这些活生生的诉说，使人看到：朝鲜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普遍就业，到底是什么成色?

　　趋利避害，是一切生命的本能。良禽择秀木而栖，何况人乎?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幸福的真假，莫过于观察国民怎样用脚投票。所谓脱北，就是用脚投票的最极端方式，需要以生命为赌注。多少人脱北失败，遭到关押，甚至被当局处死。和东德跑到西德的600万人相比，数十年间从朝鲜跑到韩国的脱北者，只有1万5千多人。此书一一介绍了主人公九死一生的逃亡过程。中朝边境的图们江，是他们的逃亡通道。越过一江之隔，就让他们感受到物质生活的极大落差。然而，中国并非脱北者的天堂。中国政府不会为脱北者而与朝鲜当局弄僵，所以不允许民间给脱北者以同情和帮助，不承认脱北的女性与中国男人的婚姻，甚至允许朝鲜官方越境到中国抓人。脱北者到了中国大陆，仍然战战兢兢。只有再次冒险穿越中蒙边境，投奔韩国驻蒙古大使馆，或者冒用他人的护照，在中国登机成功，才可能安抵韩国。试想，未来朝韩双方如果实现统一，回想起中国在这一特殊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真不知国人将情何以堪?

　　观察别国社会，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不论是崔永元的视角，我自己的见闻，还是德米克笔下脱北者的讲述，都是一家之言。问题是，哪个视角更加切近平民百姓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更能体现体制的善恶，我们应当保持应有的理性。

 　　朝鲜可谓当今世界最神秘的国度。了解朝鲜的社会生活，并非易事。

　　2013年，还是央视主持人的崔永元曾发表《朝鲜七日》，称赞“朝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住房、看病、上学等都是国家买单。今天，朝鲜人民的幸福指数，事实上远远超过了自称崛起、辉煌、盛世的天朝人民，他们脸上的笑容没有装饰的痕迹，是发自内心的，是无忧无虑的。”他进一步介绍：

　　一、朝鲜实行免费教育制度。朝鲜实行全民11年制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小学到中学)，这11年所需的学杂费、文具费等，均由国家负担。高中毕业后进行高考，择优录取，大约50%的高中生可以升入大学。大学期间，国家发放补贴和助学金。朝鲜总人口识字率99%，全民的识字率比中国高出了不少。

　　二、朝鲜实行免费医疗制度。朝鲜从1953年起实行免费医疗，老百姓看病不花钱，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看病的手术费多少钱、药费多少钱。

　　三、朝鲜实行免费住房制度。朝鲜住房全由政府、单位提供，城市居民只要结婚，都可分到一套8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农村的房屋也由国家统一修建。朝鲜不收房费，水、电、煤气、暖气也都是统一供应的。调动工作时，住房交还国家，到新的工作地点再重新分配 。

　　四、朝鲜实行统一分配工作制度。朝鲜所有的成年人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没能考取大学的人，有的参军，有的参加工作。由于朝鲜的大学教育相当普及，所以朝鲜人的文化素质很高。大学毕业之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所以，朝鲜人都自豪地说：“朝鲜没有失业，每个人都有活干。”

　　五、朝鲜实行政府养老制度。在朝鲜，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退休后统一领取退休金。退休金按每个人的贡献和工龄确定，优秀劳动者的退休金可以拿到原工资的全额，最低也能达到40%以上。所有国民都能安享晚年，没有后顾之忧。

　　崔永元判断：“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朝鲜，没有失学的学子，没有看不起病的病人，没有买不起房的穷人，没有下岗失业的工人，没有毕业即失业、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没有失地的‘进城无工打、回乡无田种’的自生自灭的农民。几十年来，朝鲜并没有像我们那样，天天吆喝着发展经济，天天吆喝gdp又提高了多少，他们在社会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悄无声息地独立自主地建设着自己的国家，竟取得了让中国自叹弗如的骄人成就!”

　　崔永元是一个有个性的电视主持人，在口述历史等领域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这篇文章，他借朝鲜之行的观感，反思中国的问题，可谓用心良苦。但他对朝鲜社会制度的乐观估计，恐怕是一叶障目了。意在攻玉，却没有找准它山之石。

　　崔永元赴朝鲜七天，履行的是一次与文化交流相关的公务活动。行程主要在平壤，接触的范围，多是朝方的公务人士。凭借有限的接触，做出全局性的评判，颇有风险。评判朝鲜全局，不能只看平壤，正如评判中国大陆，不能只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光听官方的宣传，更不可能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回想文革年代，韩素音等对华友好的西方作家，多次访华，被待为上宾，由官方安排参观了不少地方。凭这样的见闻，向英文世界频频发稿，发出了大量赞美文革年代的声音。到80年代初，中国拨乱反正，揭露了文革真相，韩素音感到十分尴尬。同理，如果凭着短暂的平壤之行，就对朝鲜做出整体评判，很可能重蹈韩素音的覆辙。

平壤街头

　　2008年奥运期间，我曾到朝鲜旅游，来回四天，所见所闻，颇能理解崔永元的评判其来所自。我和崔永元一样，住是羊角岛宾馆。那里可以看中国央视四台、凤凰卫视和一些外国电视。而朝鲜人只能看本国的两个频道，连奥运开幕式都不报道，更不要说别国的比赛情况。我们也观看了《阿里郎》。15万人次演出，8万人观看，其声势为中国奥运开幕式所不及。崔永元感叹，参加演出的孩子们，回家没有车送，我们也看到了。我和崔永元不同，往返不是乘飞机，而是坐火车。进入朝鲜那天，因为中国游客只有十二人，朝方没有安排新义州开往平壤的国际专列或专门车厢，只在普通列车中辟出了两排座位，虽然不许自由走动，我还是获得了近距离感受朝鲜百姓的机会。铁路沿途的玉米高度密植，结穗很小。沿路旅客，穿的都是颜色单调的化纤服装，面色黑黄。出门的负重都在女人头顶着的包袱里，没看到一件我们常用的双肩背包或拉杆箱，更没有人穿旅游鞋、牛仔裤。我们也看到了无处不在的朝鲜军人，男性军人的身材确普遍偏矮。

阿里郎团体操

　　平壤人和外地人相比，不论是气色还是穿着，都好出许多。我虽参加的是自费旅游，但朝方却为十二个中国来客派出了一男二女三名中文导游，他们一路宣讲朝鲜制度的优越，极力表现朝鲜人民无所羡慕。然而，他们对游客行踪严格掌控，处处设防。旅行团中有延边人，也不许与朝鲜人说话。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甚至不能进入百姓购物的商店，只允许进入专门向外国人售货的商店。经过平壤的大街，两边楼房底层铺面的橱窗都是黑的，不见任何百货商店，只有街头的售货小亭。我趴近玻璃往里看，只见到一个很小的理发店。离开朝鲜时，甚至要游客打开相机，把拍摄的照片让朝方警员一一过目。这让我隐约感到，许多层面我们是看不到的，宣传上的自信包含着多么明显的不自信。了解朝鲜的真相，需要不同的视角。

　　最近读到一本书，名叫《我们最幸福》,由台湾麦田出版社2011年出版、香港、台湾两地发行。实际上是“朝鲜人民无所羡慕”的不同译法。作者芭芭拉.德米克是《洛彬矶时报》驻首尔记者，她也去朝鲜旅游过两次，更多的内容，是对来自朝鲜清津的六位脱北者的长期采访。她的笔下，让我看到了另一个触目惊心的世界。

　　脱北者之一美兰，其父曾在韩战中被北方军队俘获，发落到铁矿当矿工。矿工全是和他同样的俘虏。虽然他们1956年有了公民证，但子女被视为有“脏污的血统”，成绩再好，也不能上大学。美兰的大姐，有着优美的歌喉，报考艺术高中被拒;美兰的弟弟报考师范学校，“几乎答对了每个问题”，也未录取。美兰获准进入清津师范学院很意外。入学后才知道，因为冬季没有暖气，每天只供一餐——用盐、水与干无青菜煮的清菜汤，很多人不愿意去。因饥饿不断有人休学。美兰坚持到毕业，分配到一个幼稚园。“她刚来幼稚园时看到学生们长得很瘦小。现在孩子们的身形似乎更小了。学校餐厅因缺乏食物而关闭。因为家中无法提供学校需要的柴火;然后没有办法带午餐;接着孩子们没有体力上课，三年来，幼稚园一个班的孩子从五十名减少到十五名。”此时，幼稚园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发薪水了。当“美兰”问校长，薪水大概什么时候能恢复发放时，校长低声地笑着说：“或许要等到我们与南韩统一的时候。”

　　美兰的恋人俊相，有着日侨背景，祖父从日本每年接济，生活还过得去。他学习优秀，因为成分，不能上金日成大学，而上了平壤的另一所理工学院，学了计算机。大学毕业，他自己租房，用爷爷去世前给的最后一笔钱买了电视。他设法绕过官方的封闭，收看到韩国的电视节目，并从有外交背景的同学那里借到外界的书籍。知道美国已经提供燃料石油能源援助，但朝鲜坚持发展核子武器与飞弹。这些见闻使他产生了出逃的动机。当他逃到韩国之后，发现自己学的东西非常落后，根本不知道科学前沿的成果。尤其是他登录了真正的国际互联网，马上惊呆了：世界已是这个样子。我曾看到一个参加联合国粮食署到朝鲜调查的中国青年人写的一篇文章，他说走遍朝鲜很多学校，没有见到一张世界地图。崔永元说：“所需的学杂费、文具费等，均由国家负担。”《我们最幸福》书中介绍：平时，相恋的人连写信的纸都没有。甚或买不起用玉米叶做的又薄又脆的纸。边境录制脱逃者口供的人，是在木片上写字，因为没有办公纸。

　　金智恩是个儿科医生。其父1960年中国大饥荒时投奔朝鲜，他平时对家人说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真正的继承人是金日成。金日成去世，他说，这么伟大的人都死了，我又何必活着浪费粮食，要绝食自杀。临终前却低声告诉女儿：“金日成的死证明朝鲜的体制完全失败”，悄悄地给女儿写下中国亲戚的地址：“这是我们家在中国的亲戚，他们会帮助你。”金智恩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因为没有药品，她和同事要在春秋两季各腾出一个月采集草药，每天睡在荒郊野外。每人都有采集量的规定，如不够，还得继续去采。她眼见着来看病的孩子们因为饥饿一个个死去。她说：“我能做的只是事后跟着母亲们对着他们的尸体痛哭。”“几年过去了，医院能提供的治疗越来越少。”输液还得自己带瓶子来。“最后医院人去楼空。民众不再带亲人去看病。何必这么麻烦呢?”在饥荒中，民众不等饿死，疾病就会夺走他们的生命。最先死的是五岁以下的孩子，一个感冒会转化肺炎;一个腹泻会恶化成痢疾，孩子就死了。接下来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再接下来是男性壮年人，他们脂肪较少，比女人容易死。

　　六个脱北者，并非都来自受歧视的阶层。57岁的宋锡熙曾是一名忠诚的劳动党党员，在政治上一直受到信任。她在有着两千多员工的国营制衣厂工作，兼任居住地“人民班”的班长，丈夫在广播电台从事宣传工作。从1988年起，没有煤了，没有电了，她仍然到厂里扫地、擦机器，“否则拿不到可以换取的粮票”。后来，经理说：你们想想别的办法帮助家里带点粮食。“宋太太吓坏了，经理虽然没有说出卖淫两个字，但也许就是这个意思，他建议她们到黑市找工作。”最终制衣厂关门。后来，宋的丈夫也领不到薪水。最喜欢引用金日成“防范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有毒思想”语录的宋锡熙，先是用大房换小房，用挣的钱倒卖买米;后变卖家里的东西，换粮食，做豆制食品到集市到去卖。到了1995年，包括衣物在内所有可卖的东西都卖了，只剩下金氏父子的肖像。这时，不论成分好坏，上班的人都没有了薪水;很多孩子到处流浪，捡拾、或偷窃食品;妇女们走遍田野，把能吃到嘴里的东西都搜刮遍了。宋锡熙的丈夫、儿子都死于饥饿。她饿昏在街头，52岁的她体重比一个8岁小孩还轻。回到小屋，除了筷子和铁碗，什么都没有了。小偷连领袖像上的玻璃都拿走了。从1996年到2000年朝鲜得到价值24亿美元的粮食援助。但朝鲜当局不让援助者直接接触饥民调查。绝大多数粮食最后成了军方储备粮或在黑市上出售。当局还告诉百姓这是朝鲜军队俘获了美国军火贩子的大米。1998年黑市米价达到一公斤两百圆。即使朝鲜薪水重新发放，一般的办公室员工或老师每月也只能帮助家里买到两三天的粮食。联合国在朝鲜努力了十年才建立了监督机制。

　　在一个炼钢厂，管理人员曾将员工组织起来，收集废铁，越过中国边境去换取食物。后来他们自行拆卸机器，运到边境出售。结果该厂共有八名管理人员因此被行刑队枪毙。

　　这些活生生的诉说，使人看到：朝鲜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普遍就业，到底是什么成色?

　　趋利避害，是一切生命的本能。良禽择秀木而栖，何况人乎?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幸福的真假，莫过于观察国民怎样用脚投票。所谓脱北，就是用脚投票的最极端方式，需要以生命为赌注。多少人脱北失败，遭到关押，甚至被当局处死。和东德跑到西德的600万人相比，数十年间从朝鲜跑到韩国的脱北者，只有1万5千多人。此书一一介绍了主人公九死一生的逃亡过程。中朝边境的图们江，是他们的逃亡通道。越过一江之隔，就让他们感受到物质生活的极大落差。然而，中国并非脱北者的天堂。中国政府不会为脱北者而与朝鲜当局弄僵，所以不允许民间给脱北者以同情和帮助，不承认脱北的女性与中国男人的婚姻，甚至允许朝鲜官方越境到中国抓人。脱北者到了中国大陆，仍然战战兢兢。只有再次冒险穿越中蒙边境，投奔韩国驻蒙古大使馆，或者冒用他人的护照，在中国登机成功，才可能安抵韩国。试想，未来朝韩双方如果实现统一，回想起中国在这一特殊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真不知国人将情何以堪?

　　观察别国社会，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不论是崔永元的视角，我自己的见闻，还是德米克笔下脱北者的讲述，都是一家之言。问题是，哪个视角更加切近平民百姓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更能体现体制的善恶，我们应当保持应有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