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北者自述：我为了一根冰糖葫芦逃离朝鲜-凯发k8官方首页

 　　“知道自己快饿死，跟交通事故或病死完全不一样。(他)会知道自己何时要走到那个边缘，一点点地靠近，甚至等着那一天的到来。这种感觉本会让人浑浑噩噩，毫无意志力。”金大建回忆起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说。

　　“但临死前，他仍是一副对金正日忠心耿耿的军人模样，并对我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忠诚的军人’。”

　　直到离开家乡六七年后，朝鲜才慢慢淡出金大建的脑海。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能梦到父亲死前的模样——1996年4月10日，由于粮食紧缺，曾是朝鲜人民军干部的父亲在这一天饿死了。

　　一周后，为了攒钱给父亲办葬礼，刚满16岁的金大建偷偷跑去中国——这也促成了他后来彻底的离开，成为脱北者群体中的先驱。

　　“脱北者”的称谓来自于韩国，指不适应朝鲜政治体制和生活环境，通过非正常渠道离开朝鲜到其他国家的朝鲜公民。

　　在金大建逃离的上世纪90年代，做出这种选择的朝鲜人并不算多，能够顺利抵达韩国的更是屈指可数(1998年不到1000人)。而截至2016年11月底，居住在韩国境内的脱北者达到30062人。

　　一根冰糖葫芦，让我决心离开朝鲜

　　金大建的老家在朝鲜咸镜北道西北部的茂山郡(郡相当于中国的县城)，位于咸镜山脉以西的茂山高原。老家正对面，隔着图们江，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这一片区域早年在朝鲜王朝是流放犯人的苦寒之地，用他的话说，“那里的人都很野蛮的”。

　　直到脱北来韩国若干年后，金大建头脑中的拼图才变得完整：父亲只是当时数以百万饿死群体中的一个。“当时并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但路上尸横遍野。火车站附近更是，除了尸体，就是快要饿死的人。”

　　按照2010年韩国统计厅发表的《朝鲜人口推算》，那场爆发于1994年并持续了十多年的粮食困难，导致朝鲜地区48.2万人过度死亡(超过正常水平的死亡人数)，并有12.8万人出生损失(减少的新生儿数量)。

　　尤其是“苦难行军”时期(1996-2000年)，每年都有5-6万人过度死亡。已故的前朝鲜劳动党秘书黄长烨则称，1995-1997年间有300万人饿死。联合国赦免委员会的报告认为，1995-1998年间有200万人饿死。

黄长烨

　　即便在“苦难行军”以前，对金大建来说，记忆中也没有所谓的生活：印象中一直都在挨饿，平日里吃的玉米越来越多，大米越来越少。玉米也不是饱满的颗粒，而是专门用机器压成的米糠。

　　能吃到多少大米，是评判一家是否有钱或者在海外有人脉的标准。当时他所在村子里最有钱的人家，是因为有亲戚在日本。“草根、树皮，能吃的都被吃了。我父亲去世前，全家能吃到土豆就不错了。从中朝边境望过去，朝鲜一侧的山上根本没有树，皮被吃了，树干用来烧火做饭了。”

　　在逃跑之前，金大建幼年时曾有过“合法”去中国的经历——这主要归功于其母亲的“中国人”身份。

　　金大建的母亲1948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1950年代去的朝鲜，后来还在平安北道的金策工业综合大学读了书。

　　1980年代开始，朝鲜经济情况每况愈下。金大建4岁半的时候，母亲给老家的亲戚写信，希望能讨点生活用品，却受到朝鲜方面的阻挠。“当时中国的亲戚给茂山所在的地方保卫部写信说，我家人为了朝鲜战争都牺牲了，你们就这样对待她的亲属?朝方后来也觉得理亏，让我们以探亲的名义回中国。”

　　初到中国，周围的孩子们都知道金大建是从朝鲜来的，有些人来看热闹，还有人伸手送他糖吃。“在朝鲜根本吃不到糖。但我的自尊心很强，很想吃，但又不想被施舍，就把糖打飞掉，等他们走了再偷偷捡起来吃。”金大建回忆说。

　　更深的记忆是，每天有人在村子的路口卖冰糖葫芦，亲戚们每次都买给金大建吃，后来一到点他就等在那里。“大人们逗我说，这是哪里呢?我想都没想就说‘平壤’。因为从小到大老师的教育都是‘平壤是共产主义乐园’。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里就像天堂一样。这个记忆直到17岁都有。”

　　离开朝鲜的时候，金大建心绪复杂，很多类似的经验全部涌了出来。“如果没有‘冰糖葫芦’的记忆，也许我不会立刻离开。本来还有负疚感，但到了中国，看到碗里的白饭和肉，脑子全空了。”

　　为领袖研究怎么做嫩牛肉

　　饥饿的经验对于金明秀(kim hueong-soo，音译)来说，更像是一出讽刺剧。2009年脱北的他如今在韩国是小有名气的人，除了偶尔上电视节目，还撰写了不少关于朝鲜的文章。

　　“最初只是听对北广播，慢慢开始了解到朝鲜的真实情况。2009年我通过广播听到金正日接班人的消息。对于比我年纪还小的金正恩即将接班、继续专制体制的事实，我感到无法接受，所以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离开朝鲜。”

　　在不少同乡饿死的90年代末，他的工作却恰恰相反，负责伟大领袖的日常营养和膳食。他工作的地方隶属于万寿无疆研究所，该研究所共有三家，分别为青岩山研究所、万青山研究所和基础科学院。他们研究适合不同季节的最佳饮食搭配、别墅的温度调节、与体质相符的各类食物等，进行与金氏一家的健康相关的所有研究。

　　金明秀所在的万青山研究所位于平壤市普通江区域。该研究所负责为所有参加与金正日一家的特殊生活相关活动的亲信提供食品和管理他们的疾病及健康的任务。这里的活动指1号活动或者在金正日官邸和招待所等地举行的活动。

　　据他介绍，该研究所共有130名研究员，来自于金日成大学工程医疗专业，同时还有一个信息中心，由一些外交官以及来自于国外大学的研究员构成。研究所四周是高高的围墙，所有研究员进入前必须要签字承诺，在研究所见到的一切都不可对外公开。

　　“领袖喜欢吃牛肉，就派了三名研究员去丹麦研究喂养方法，他们甚至会给牛做按摩，喂上等饲料，这样牛肉更嫩。”金明秀说，研究员还会拿人来试验，“金日成和金正日体型是比较胖的，但由于大部分朝鲜人营养不良，他们会针对体型较胖的干部进行研究”。有时，连来到研究所工作的海外人员也会成为研究对象，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也成为“小白鼠”。

　　除了饥饿，朝鲜还有很多人患有疾病。由于无法生产药物，这方面主要依靠韩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药物支援。然而，据金明秀说，这些药物几乎不可能“免费”交给民众。

　　“当时朝鲜有很多结核病患者，而相关药物一个疗程六个月，在朝鲜需要花费20万朝元。当时我朋友的一个侄子得了这种病，为了支付药物费用，他需要付出至少五年的劳动。可惜，最终他的侄子还是死了。”

　　在金明秀的记忆中，无论国际社会提供怎样的援助，大部分物品都会被经手的干部转卖到市场上。“2000年初，德国向朝鲜提供了很多黄花鱼作为援助，但这些黄花鱼马上就被拿到市场上倒卖。不过在对外展示的镜头中，依然会表现得像是在分发给人们一样。”

国际社会对朝鲜援助

　　去了中国，就能吃上饭

　　金大建的第一次逃跑发生在1996年4月18日凌晨三点。过程很顺利，寒风凛冽的夜里，他穿过一片种土豆的高原，越过结冰的江面，一口气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朋友口中的这位“远房亲戚”，住在和龙市崇善镇大洞村。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叔叔当时专门介绍朝鲜女人去中国，做(皮条客)生意。但那个时候，朝鲜人巴不得把自己的孩子送走，算是一种解脱。”

　　到了门口，他呼哧呼哧地喊着“叔叔，我来了”。

　　在叔叔家住了四五天后，凑足了办丧事的钱，金大建便回家了。临走前这个人塞给了他一包方便面，悄悄说：“你老家那边有没有姐姐想过来的，带她们来吧，来了给你更多方便面。”

　　回家后，金大建被母亲臭骂一顿，说“你怎么能这样，一旦被发现，小心我们家全部死光”。正值青春期的他可管不了那么多，一想到在中国能吃饱，他每天都往火车站跑，只要看到饿得快晕厥的女性，就小声说“跟我去中国吧”。“当时什么女权、人权的概念，我完全不懂，只知道去了中国，就能吃上饭。”

　　后来，他带着三个姐姐一起逃跑了。“本来一天就可以过江的，但这几个姐姐都没有力气，走100米就不行了，倒在地上起不来。我只好去河边抓青蛙，给她们烤着吃。这样走了几天，才过了江。”

　　为了不被偶尔在边境地区巡逻的朝鲜边防队抓住，他们一般晚上选择住在山上，挖一个洞，顶上盖上塑料布。白天，去找当地的鲜族人要米做饭，还能讨到盐和酱料。有一次去要大米吃的时候，被朝鲜边防队发现了。好在当时一个鲜族人骑着摩托车经过，帮忙解了围。

　　但与此同时，当时大洞村的村长和书记也知道了。“令人感动的是，大家表示要救我们。村民还一起发起募捐活动，给我们香烟和大米。”要知道，在朝鲜香烟算得上硬通货。当时两个馒头可以换一公斤玉米，而好一点的烟相当于两个馒头。

　　据金明秀说，朝鲜的经济基本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种是针对普通百姓的经济;第二种是针对国防的经济;第三种是特殊经济，比如支援其所在的万寿无疆研究所。“朝鲜对于最为重要的第一种经济恰恰是最不关心的，目前所有的经济重心都放在国防以及金正恩私人投入上面。”

　　与活不下去的脱北者相比，来自“荣耀之家”的崔松民算得上是上流阶层。由于父亲参加过“6·25战争”(即朝鲜战争)，所以家人享受优越的待遇，一家人住在咸镜北道的一栋四层楼房中。

　　毕业参军后，他顺利进入劳动党，还受过金日成的表彰。1976年，他参加了金日成社会主义同盟军，并与金日成单独合照。当时的活动属于朝鲜军方的1号活动，这张照片直到他脱北的时候还在客厅的墙上挂着。

　　但接下来的生活，让崔松民逐渐对曾经崇拜的“神”产生了质疑。

　　“朝鲜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话，朝语(韩语)里水、火、米下面都有相同的部首。只要有这个，就意味着在朝鲜这个东西根本没有。”59岁的前朝鲜人民军干部崔松民，对“生活”一词的理解更为透彻。

　　从1956年开始，朝鲜一直维持着所谓的供给制度，但也有等级之分。譬如首都平壤能吃到百分百的大米;平壤周边像黄海南道到黄海北道，因为是生产米的地方，所以是五对五，一半大米一半玉米;但在咸镜北道这样的山区，就只能大米三、玉米七。

　　但在这套制度下，富人可以去市场上买更多的米，穷人也能把自己的大米拿去卖掉。据崔松民说，一般一斤大米可以换两斤玉米，然后拿去煮粥。但到了1985年左右，这样的供给制度就变得时有时无，后来慢慢变成只有节日或是领导人的生日才会分发，一些地区分到的甚至只够一两顿饭。再往后只能取决于外国的援助，这个季度援助的是玉米就给玉米，下个季度援助了面粉就给面粉。

　　金大建也提过，韩国一些捐助机构常常会给朝鲜二手衣服和馒头，里面夹带着圣经。“父母晚上会偷偷打开看，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黑皮的东西夹在馒头里。”

　　90年代崔松民开始做贸易公司，当时有四十多名员工，其中很多人的父母都在苦难行军期间去世了。出差途中，他也看到过很多人晕倒在路边或者在大桥下。但同时，街上还挂着“虽然很苦，但是大家还是笑着度过吧”的标语。

　　“国家宣传一直说这是因为欧美国家对我们进行制裁，加上天气不好造成了粮食危机，既然领袖都在勒紧裤带，吃不好、睡不好地陪同我们进行‘苦难行军’，大家也要一起共同度过。”

　　苦难行军之后，这套供给制度基本告吹。“从我所在的咸镜北道开始，国家直接表态说没有供给了，工厂自己养活自己吧。这时很多人去市场上做买卖，但基本上也赚不到钱，只能说过一天是一天。即便赚到了钱也要拿去还债啊，买木头烧火取暖啊，还有为了能继续做买卖需要贿赂官员的保护费，基本上剩不下来。”崔松民说。

　　潜规则之下，国家允许国民放手一搏，但如果要开公司或者做别的贸易，仍需要去国家机关盖个章，表明“你是我的所属”。按照要求，公司盈利的收入七成要交给国家，剩下的三成用于运营、员工工资等。

　　崔松民以前做过运输业，但是朝鲜既没路也没油，在运输前得先把道路给开通了。如果想开澡堂，但国家没煤碳，想做生意的人得提前买煤烧水。

　　不管在任何城市经商，要先到在平壤的总公司去登记，一般到了之后得先贿赂总公司的人，要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再决定能不能开分公司。“我做过金矿、原油、棉花生意，也做过运输业，还在中国卖过矿泉水。但其实最后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大部分收益都上交给国家或者行贿去了。”

　　想做海外生意，一般也得符合三种情况：武器、矿产以及土特产，如松茸之类。崔松民所在的公司由于经营过饭店、建设公司和皮包加工厂，所以曾被外派去过中国。但一般能出去做生意同样有几个必备条件：必须属于核心阶层，父母有一方是干部，全家政治清白没有案底，如果是女性还要貌美。“此外，但凡海外有亲戚的一律不让出去。”

　　2000年以后，朝鲜对经济的控制日趋严格。当时咸镜北道的很多工厂都关闭了，国家也不再提供粮食补助。当时普通人的月收入只有200朝元，而一公斤大米就要50-60朝元。“一大家人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根本吃不饱，大家没办法只能偷偷跑去做买卖。”

　　崔松民所在之处是咸镜北道最早停止粮食供应的地区，一些人为了生存下来，开始偷偷跟中国进行贸易走私——自己借钱去中国进口东西来卖，再把本金还回去。国家无法顾及人民，反而被迫打开了窗口，游走在灰色领域的市场活动也越加多样。“以前老百姓做生意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现在上面允许了，所以生活条件反而好点了。”

　　2007年由于到中国做贸易，生活了一个多月，促成了崔松民后来的脱北。

　　“朝鲜一直宣称自己是最好的国家，电视上播的都是国内幸福生活和非洲人民活得很辛苦的画面。”崔松民激动地用手比划着说，“但我去中国一看，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感到特别愤怒。”

　　不像金大建在少年时期突然诀别苦难生活时那般震惊，他的感受来得有层次感且丰富。“总的来说，中国有三样东西让我很羡慕，第一是灯，第二是大米，第三是水。”

　　“最让人震惊的是，中国酒店的卫生间里同时有冷水和热水，我当时的感觉是，好像梦中的东西全都实现了。”崔松民说。

　　“现在朝鲜商品90%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朝鲜2500万人实际上都是中国这个大市场的受众群体。”金明秀说，“如果把这种市场强制终止，朝鲜人就连衣服都穿不上，牙都刷不了。”

　　金大建的高中同学郑友民几年后也成功脱北，在市场上做过生意的他提到，新的脱北者中，年轻人的变化较大——很多人喜欢吸毒，“大麻、冰毒，都是朝鲜自己生产的，他们偷偷拿点出来。相比其他国家，朝鲜的毒品也很便宜，少吃几顿饭就能买到”。

　　终于成为韩国人了

　　在朝鲜，“花燕子”特指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

　　追根朔源，这个词的出现是因为朝鲜战争后大批儿童失去父母亲人、流离失所，而“kotjebi”恰好与俄语的“流浪”(kochevyi)一词发音相近，一个被遗弃的特殊群体就这样诞生。上世纪90年代，朝鲜经历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整个社会都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燕子群”也在这一时期数量骤增。

　　金大建抵达韩国的90年代末，曾参加过一档电视访谈节目，名字就叫“来韩国的kotjebi(花燕子)”，特指这群北方来的兄弟。

　　但不久后，他觉着这类节目挺可笑的，最后都变成了娱乐节目，只是为了让人放松。如今在韩国的脱北者，也从他脱北时的900多人变成超过3万人。这其中，一些人的生活境况并不乐观，仿佛乘坐时光机来到了未来。

　　金大建直言，韩国对朝鲜几乎还是一无所知，或者说根本不想了解。“韩国政治家们只是为了讨论的时候有个说辞，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准备统一。我来了20年，但他们说我是脱北者的时候还是把我当成朝鲜人。”

　　因为韩国捐赠的馒头里夹着的《圣经》，上大学挑专业时，金大建选了神学。金大建花了很长的时间融入韩国社会。“同学对我的印象是淘气，像猴子。我说话的时候有口音，很多同学就模仿。但也有一些同学害怕我。我刚经历了比较复杂的事情，所以很内向，心也没有打开，一旦有人惹我，我就迅速取出把刀做出防卫。直到现在，其实韩国人对朝鲜的印象也是这样——野蛮人。”

　　谈起后来汉拿院(专门接纳脱北者的机构)的情况，金大建笑着说，听说让韩方很头疼的是男女合宿的问题，因为恋爱混乱，常常因为两个男生追求一个女生而大打出手，后来国情院被迫将男女分开安排住宿。“在朝鲜就是看拳头的，谁力气大，谁就能赢得美人心。”

　　相比于金大建，脱北的“90后”朝鲜女孩chanyang的融入过程要顺利得多。

　　刚满26岁的她脱北到韩国才两年，2015年结了婚，如今刚刚生孩子。与其他年长的前辈们不同，皮肤白皙、面颊圆润的她始终表现得自信坦率，说话声音清脆，眼角常常上扬。

　　“我们这代人称自己为‘集市的一代’，”chanyang说，“集市”指的是90年代饥荒的时候，人们自发形成的一种市场形式，chanyang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我是91年出生的，强调这个的原因是，我跟我父母那一代有着很不同的视野。因为在我父母那一辈，金日成还在进行最早期的洗脑，而我们这一代见识过了饥荒时期，同时出生在市场环境下。”

　　“现在有个有趣的情况，有钱人家的孩子实际上受着两种不同的影响，”chanyang说，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会说“感谢金日成”这类话，但回家后就去看迪士尼动画了。 chanyang说。

　　脱北的前朝鲜驻英公使太永浩也提到，朝鲜外交官们以及朝鲜居民都在偷偷收看韩国电视剧，普通居民也从十多年前开始就看了很多韩剧，例如《冬季恋歌》、《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等。朝鲜年轻人的语调也变成朝鲜所没有的“亲爱的”、“哥哥呀(欧巴)”这种方式。

　　对于脱北者而言，适应韩国需要漫长的过程，但身份认同上的转变，往往就发生在不经意的一瞬间。

　　金大建回忆道，有一年去汉拿院的时候，见到刚来的脱北者，他脱口而出“我们国家怎么怎么样……”那个人当时很紧张地看着他，支支吾吾，意思是：原来你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国家。那个时候金大建突然发现，他终于成为了韩国人。“我好像终于实现了目标，这个国家是我的国家了。”

　　“长期在这里，周围的人都把我看作北边来的人，但终于有一天，我自己的认知转变了。”

　　如今，比起故国朝鲜，他更关心韩国。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能活多久，以前的朋友年龄也都很大了。我以前是很封闭的性格，现在开朗多了，也知道要享受自己的人生。”他最后说。“刚来韩国的时候，我希望马上统一，因为在意的是那个国家;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我看重的是这个国家。”

　　有时，金大建会想起二十年前刚脱北时的自己。当时他每天祈祷，“如果未来还能继续活下去，我一辈子终归要挑战一次。”

　　挑战什么呢?

　　“如果有一次机会，我要把所有积蓄贡献出来，看看能不能改变(朝鲜)。”他感慨道，“离开老家的时候我去爸爸的坟前，发誓一定会回去的。”

 　　“知道自己快饿死，跟交通事故或病死完全不一样。(他)会知道自己何时要走到那个边缘，一点点地靠近，甚至等着那一天的到来。这种感觉本会让人浑浑噩噩，毫无意志力。”金大建回忆起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说。

　　“但临死前，他仍是一副对金正日忠心耿耿的军人模样，并对我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忠诚的军人’。”

　　直到离开家乡六七年后，朝鲜才慢慢淡出金大建的脑海。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能梦到父亲死前的模样——1996年4月10日，由于粮食紧缺，曾是朝鲜人民军干部的父亲在这一天饿死了。

　　一周后，为了攒钱给父亲办葬礼，刚满16岁的金大建偷偷跑去中国——这也促成了他后来彻底的离开，成为脱北者群体中的先驱。

　　“脱北者”的称谓来自于韩国，指不适应朝鲜政治体制和生活环境，通过非正常渠道离开朝鲜到其他国家的朝鲜公民。

　　在金大建逃离的上世纪90年代，做出这种选择的朝鲜人并不算多，能够顺利抵达韩国的更是屈指可数(1998年不到1000人)。而截至2016年11月底，居住在韩国境内的脱北者达到30062人。

　　一根冰糖葫芦，让我决心离开朝鲜

　　金大建的老家在朝鲜咸镜北道西北部的茂山郡(郡相当于中国的县城)，位于咸镜山脉以西的茂山高原。老家正对面，隔着图们江，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这一片区域早年在朝鲜王朝是流放犯人的苦寒之地，用他的话说，“那里的人都很野蛮的”。

　　直到脱北来韩国若干年后，金大建头脑中的拼图才变得完整：父亲只是当时数以百万饿死群体中的一个。“当时并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但路上尸横遍野。火车站附近更是，除了尸体，就是快要饿死的人。”

　　按照2010年韩国统计厅发表的《朝鲜人口推算》，那场爆发于1994年并持续了十多年的粮食困难，导致朝鲜地区48.2万人过度死亡(超过正常水平的死亡人数)，并有12.8万人出生损失(减少的新生儿数量)。

　　尤其是“苦难行军”时期(1996-2000年)，每年都有5-6万人过度死亡。已故的前朝鲜劳动党秘书黄长烨则称，1995-1997年间有300万人饿死。联合国赦免委员会的报告认为，1995-1998年间有200万人饿死。

黄长烨

　　即便在“苦难行军”以前，对金大建来说，记忆中也没有所谓的生活：印象中一直都在挨饿，平日里吃的玉米越来越多，大米越来越少。玉米也不是饱满的颗粒，而是专门用机器压成的米糠。

　　能吃到多少大米，是评判一家是否有钱或者在海外有人脉的标准。当时他所在村子里最有钱的人家，是因为有亲戚在日本。“草根、树皮，能吃的都被吃了。我父亲去世前，全家能吃到土豆就不错了。从中朝边境望过去，朝鲜一侧的山上根本没有树，皮被吃了，树干用来烧火做饭了。”

　　在逃跑之前，金大建幼年时曾有过“合法”去中国的经历——这主要归功于其母亲的“中国人”身份。

　　金大建的母亲1948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1950年代去的朝鲜，后来还在平安北道的金策工业综合大学读了书。

　　1980年代开始，朝鲜经济情况每况愈下。金大建4岁半的时候，母亲给老家的亲戚写信，希望能讨点生活用品，却受到朝鲜方面的阻挠。“当时中国的亲戚给茂山所在的地方保卫部写信说，我家人为了朝鲜战争都牺牲了，你们就这样对待她的亲属?朝方后来也觉得理亏，让我们以探亲的名义回中国。”

　　初到中国，周围的孩子们都知道金大建是从朝鲜来的，有些人来看热闹，还有人伸手送他糖吃。“在朝鲜根本吃不到糖。但我的自尊心很强，很想吃，但又不想被施舍，就把糖打飞掉，等他们走了再偷偷捡起来吃。”金大建回忆说。

　　更深的记忆是，每天有人在村子的路口卖冰糖葫芦，亲戚们每次都买给金大建吃，后来一到点他就等在那里。“大人们逗我说，这是哪里呢?我想都没想就说‘平壤’。因为从小到大老师的教育都是‘平壤是共产主义乐园’。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里就像天堂一样。这个记忆直到17岁都有。”

　　离开朝鲜的时候，金大建心绪复杂，很多类似的经验全部涌了出来。“如果没有‘冰糖葫芦’的记忆，也许我不会立刻离开。本来还有负疚感，但到了中国，看到碗里的白饭和肉，脑子全空了。”

　　为领袖研究怎么做嫩牛肉

　　饥饿的经验对于金明秀(kim hueong-soo，音译)来说，更像是一出讽刺剧。2009年脱北的他如今在韩国是小有名气的人，除了偶尔上电视节目，还撰写了不少关于朝鲜的文章。

　　“最初只是听对北广播，慢慢开始了解到朝鲜的真实情况。2009年我通过广播听到金正日接班人的消息。对于比我年纪还小的金正恩即将接班、继续专制体制的事实，我感到无法接受，所以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离开朝鲜。”

　　在不少同乡饿死的90年代末，他的工作却恰恰相反，负责伟大领袖的日常营养和膳食。他工作的地方隶属于万寿无疆研究所，该研究所共有三家，分别为青岩山研究所、万青山研究所和基础科学院。他们研究适合不同季节的最佳饮食搭配、别墅的温度调节、与体质相符的各类食物等，进行与金氏一家的健康相关的所有研究。

　　金明秀所在的万青山研究所位于平壤市普通江区域。该研究所负责为所有参加与金正日一家的特殊生活相关活动的亲信提供食品和管理他们的疾病及健康的任务。这里的活动指1号活动或者在金正日官邸和招待所等地举行的活动。

　　据他介绍，该研究所共有130名研究员，来自于金日成大学工程医疗专业，同时还有一个信息中心，由一些外交官以及来自于国外大学的研究员构成。研究所四周是高高的围墙，所有研究员进入前必须要签字承诺，在研究所见到的一切都不可对外公开。

　　“领袖喜欢吃牛肉，就派了三名研究员去丹麦研究喂养方法，他们甚至会给牛做按摩，喂上等饲料，这样牛肉更嫩。”金明秀说，研究员还会拿人来试验，“金日成和金正日体型是比较胖的，但由于大部分朝鲜人营养不良，他们会针对体型较胖的干部进行研究”。有时，连来到研究所工作的海外人员也会成为研究对象，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也成为“小白鼠”。

　　除了饥饿，朝鲜还有很多人患有疾病。由于无法生产药物，这方面主要依靠韩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药物支援。然而，据金明秀说，这些药物几乎不可能“免费”交给民众。

　　“当时朝鲜有很多结核病患者，而相关药物一个疗程六个月，在朝鲜需要花费20万朝元。当时我朋友的一个侄子得了这种病，为了支付药物费用，他需要付出至少五年的劳动。可惜，最终他的侄子还是死了。”

　　在金明秀的记忆中，无论国际社会提供怎样的援助，大部分物品都会被经手的干部转卖到市场上。“2000年初，德国向朝鲜提供了很多黄花鱼作为援助，但这些黄花鱼马上就被拿到市场上倒卖。不过在对外展示的镜头中，依然会表现得像是在分发给人们一样。”

国际社会对朝鲜援助

　　去了中国，就能吃上饭

　　金大建的第一次逃跑发生在1996年4月18日凌晨三点。过程很顺利，寒风凛冽的夜里，他穿过一片种土豆的高原，越过结冰的江面，一口气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朋友口中的这位“远房亲戚”，住在和龙市崇善镇大洞村。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叔叔当时专门介绍朝鲜女人去中国，做(皮条客)生意。但那个时候，朝鲜人巴不得把自己的孩子送走，算是一种解脱。”

　　到了门口，他呼哧呼哧地喊着“叔叔，我来了”。

　　在叔叔家住了四五天后，凑足了办丧事的钱，金大建便回家了。临走前这个人塞给了他一包方便面，悄悄说：“你老家那边有没有姐姐想过来的，带她们来吧，来了给你更多方便面。”

　　回家后，金大建被母亲臭骂一顿，说“你怎么能这样，一旦被发现，小心我们家全部死光”。正值青春期的他可管不了那么多，一想到在中国能吃饱，他每天都往火车站跑，只要看到饿得快晕厥的女性，就小声说“跟我去中国吧”。“当时什么女权、人权的概念，我完全不懂，只知道去了中国，就能吃上饭。”

　　后来，他带着三个姐姐一起逃跑了。“本来一天就可以过江的，但这几个姐姐都没有力气，走100米就不行了，倒在地上起不来。我只好去河边抓青蛙，给她们烤着吃。这样走了几天，才过了江。”

　　为了不被偶尔在边境地区巡逻的朝鲜边防队抓住，他们一般晚上选择住在山上，挖一个洞，顶上盖上塑料布。白天，去找当地的鲜族人要米做饭，还能讨到盐和酱料。有一次去要大米吃的时候，被朝鲜边防队发现了。好在当时一个鲜族人骑着摩托车经过，帮忙解了围。

　　但与此同时，当时大洞村的村长和书记也知道了。“令人感动的是，大家表示要救我们。村民还一起发起募捐活动，给我们香烟和大米。”要知道，在朝鲜香烟算得上硬通货。当时两个馒头可以换一公斤玉米，而好一点的烟相当于两个馒头。

　　据金明秀说，朝鲜的经济基本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种是针对普通百姓的经济;第二种是针对国防的经济;第三种是特殊经济，比如支援其所在的万寿无疆研究所。“朝鲜对于最为重要的第一种经济恰恰是最不关心的，目前所有的经济重心都放在国防以及金正恩私人投入上面。”

　　与活不下去的脱北者相比，来自“荣耀之家”的崔松民算得上是上流阶层。由于父亲参加过“6·25战争”(即朝鲜战争)，所以家人享受优越的待遇，一家人住在咸镜北道的一栋四层楼房中。

　　毕业参军后，他顺利进入劳动党，还受过金日成的表彰。1976年，他参加了金日成社会主义同盟军，并与金日成单独合照。当时的活动属于朝鲜军方的1号活动，这张照片直到他脱北的时候还在客厅的墙上挂着。

　　但接下来的生活，让崔松民逐渐对曾经崇拜的“神”产生了质疑。

　　“朝鲜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话，朝语(韩语)里水、火、米下面都有相同的部首。只要有这个，就意味着在朝鲜这个东西根本没有。”59岁的前朝鲜人民军干部崔松民，对“生活”一词的理解更为透彻。

　　从1956年开始，朝鲜一直维持着所谓的供给制度，但也有等级之分。譬如首都平壤能吃到百分百的大米;平壤周边像黄海南道到黄海北道，因为是生产米的地方，所以是五对五，一半大米一半玉米;但在咸镜北道这样的山区，就只能大米三、玉米七。

　　但在这套制度下，富人可以去市场上买更多的米，穷人也能把自己的大米拿去卖掉。据崔松民说，一般一斤大米可以换两斤玉米，然后拿去煮粥。但到了1985年左右，这样的供给制度就变得时有时无，后来慢慢变成只有节日或是领导人的生日才会分发，一些地区分到的甚至只够一两顿饭。再往后只能取决于外国的援助，这个季度援助的是玉米就给玉米，下个季度援助了面粉就给面粉。

　　金大建也提过，韩国一些捐助机构常常会给朝鲜二手衣服和馒头，里面夹带着圣经。“父母晚上会偷偷打开看，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黑皮的东西夹在馒头里。”

　　90年代崔松民开始做贸易公司，当时有四十多名员工，其中很多人的父母都在苦难行军期间去世了。出差途中，他也看到过很多人晕倒在路边或者在大桥下。但同时，街上还挂着“虽然很苦，但是大家还是笑着度过吧”的标语。

　　“国家宣传一直说这是因为欧美国家对我们进行制裁，加上天气不好造成了粮食危机，既然领袖都在勒紧裤带，吃不好、睡不好地陪同我们进行‘苦难行军’，大家也要一起共同度过。”

　　苦难行军之后，这套供给制度基本告吹。“从我所在的咸镜北道开始，国家直接表态说没有供给了，工厂自己养活自己吧。这时很多人去市场上做买卖，但基本上也赚不到钱，只能说过一天是一天。即便赚到了钱也要拿去还债啊，买木头烧火取暖啊，还有为了能继续做买卖需要贿赂官员的保护费，基本上剩不下来。”崔松民说。

　　潜规则之下，国家允许国民放手一搏，但如果要开公司或者做别的贸易，仍需要去国家机关盖个章，表明“你是我的所属”。按照要求，公司盈利的收入七成要交给国家，剩下的三成用于运营、员工工资等。

　　崔松民以前做过运输业，但是朝鲜既没路也没油，在运输前得先把道路给开通了。如果想开澡堂，但国家没煤碳，想做生意的人得提前买煤烧水。

　　不管在任何城市经商，要先到在平壤的总公司去登记，一般到了之后得先贿赂总公司的人，要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再决定能不能开分公司。“我做过金矿、原油、棉花生意，也做过运输业，还在中国卖过矿泉水。但其实最后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大部分收益都上交给国家或者行贿去了。”

　　想做海外生意，一般也得符合三种情况：武器、矿产以及土特产，如松茸之类。崔松民所在的公司由于经营过饭店、建设公司和皮包加工厂，所以曾被外派去过中国。但一般能出去做生意同样有几个必备条件：必须属于核心阶层，父母有一方是干部，全家政治清白没有案底，如果是女性还要貌美。“此外，但凡海外有亲戚的一律不让出去。”

　　2000年以后，朝鲜对经济的控制日趋严格。当时咸镜北道的很多工厂都关闭了，国家也不再提供粮食补助。当时普通人的月收入只有200朝元，而一公斤大米就要50-60朝元。“一大家人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根本吃不饱，大家没办法只能偷偷跑去做买卖。”

　　崔松民所在之处是咸镜北道最早停止粮食供应的地区，一些人为了生存下来，开始偷偷跟中国进行贸易走私——自己借钱去中国进口东西来卖，再把本金还回去。国家无法顾及人民，反而被迫打开了窗口，游走在灰色领域的市场活动也越加多样。“以前老百姓做生意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现在上面允许了，所以生活条件反而好点了。”

　　2007年由于到中国做贸易，生活了一个多月，促成了崔松民后来的脱北。

　　“朝鲜一直宣称自己是最好的国家，电视上播的都是国内幸福生活和非洲人民活得很辛苦的画面。”崔松民激动地用手比划着说，“但我去中国一看，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感到特别愤怒。”

　　不像金大建在少年时期突然诀别苦难生活时那般震惊，他的感受来得有层次感且丰富。“总的来说，中国有三样东西让我很羡慕，第一是灯，第二是大米，第三是水。”

　　“最让人震惊的是，中国酒店的卫生间里同时有冷水和热水，我当时的感觉是，好像梦中的东西全都实现了。”崔松民说。

　　“现在朝鲜商品90%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朝鲜2500万人实际上都是中国这个大市场的受众群体。”金明秀说，“如果把这种市场强制终止，朝鲜人就连衣服都穿不上，牙都刷不了。”

　　金大建的高中同学郑友民几年后也成功脱北，在市场上做过生意的他提到，新的脱北者中，年轻人的变化较大——很多人喜欢吸毒，“大麻、冰毒，都是朝鲜自己生产的，他们偷偷拿点出来。相比其他国家，朝鲜的毒品也很便宜，少吃几顿饭就能买到”。

　　终于成为韩国人了

　　在朝鲜，“花燕子”特指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

　　追根朔源，这个词的出现是因为朝鲜战争后大批儿童失去父母亲人、流离失所，而“kotjebi”恰好与俄语的“流浪”(kochevyi)一词发音相近，一个被遗弃的特殊群体就这样诞生。上世纪90年代，朝鲜经历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整个社会都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燕子群”也在这一时期数量骤增。

　　金大建抵达韩国的90年代末，曾参加过一档电视访谈节目，名字就叫“来韩国的kotjebi(花燕子)”，特指这群北方来的兄弟。

　　但不久后，他觉着这类节目挺可笑的，最后都变成了娱乐节目，只是为了让人放松。如今在韩国的脱北者，也从他脱北时的900多人变成超过3万人。这其中，一些人的生活境况并不乐观，仿佛乘坐时光机来到了未来。

　　金大建直言，韩国对朝鲜几乎还是一无所知，或者说根本不想了解。“韩国政治家们只是为了讨论的时候有个说辞，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准备统一。我来了20年，但他们说我是脱北者的时候还是把我当成朝鲜人。”

　　因为韩国捐赠的馒头里夹着的《圣经》，上大学挑专业时，金大建选了神学。金大建花了很长的时间融入韩国社会。“同学对我的印象是淘气，像猴子。我说话的时候有口音，很多同学就模仿。但也有一些同学害怕我。我刚经历了比较复杂的事情，所以很内向，心也没有打开，一旦有人惹我，我就迅速取出把刀做出防卫。直到现在，其实韩国人对朝鲜的印象也是这样——野蛮人。”

　　谈起后来汉拿院(专门接纳脱北者的机构)的情况，金大建笑着说，听说让韩方很头疼的是男女合宿的问题，因为恋爱混乱，常常因为两个男生追求一个女生而大打出手，后来国情院被迫将男女分开安排住宿。“在朝鲜就是看拳头的，谁力气大，谁就能赢得美人心。”

　　相比于金大建，脱北的“90后”朝鲜女孩chanyang的融入过程要顺利得多。

　　刚满26岁的她脱北到韩国才两年，2015年结了婚，如今刚刚生孩子。与其他年长的前辈们不同，皮肤白皙、面颊圆润的她始终表现得自信坦率，说话声音清脆，眼角常常上扬。

　　“我们这代人称自己为‘集市的一代’，”chanyang说，“集市”指的是90年代饥荒的时候，人们自发形成的一种市场形式，chanyang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我是91年出生的，强调这个的原因是，我跟我父母那一代有着很不同的视野。因为在我父母那一辈，金日成还在进行最早期的洗脑，而我们这一代见识过了饥荒时期，同时出生在市场环境下。”

　　“现在有个有趣的情况，有钱人家的孩子实际上受着两种不同的影响，”chanyang说，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会说“感谢金日成”这类话，但回家后就去看迪士尼动画了。 chanyang说。

　　脱北的前朝鲜驻英公使太永浩也提到，朝鲜外交官们以及朝鲜居民都在偷偷收看韩国电视剧，普通居民也从十多年前开始就看了很多韩剧，例如《冬季恋歌》、《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等。朝鲜年轻人的语调也变成朝鲜所没有的“亲爱的”、“哥哥呀(欧巴)”这种方式。

　　对于脱北者而言，适应韩国需要漫长的过程，但身份认同上的转变，往往就发生在不经意的一瞬间。

　　金大建回忆道，有一年去汉拿院的时候，见到刚来的脱北者，他脱口而出“我们国家怎么怎么样……”那个人当时很紧张地看着他，支支吾吾，意思是：原来你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国家。那个时候金大建突然发现，他终于成为了韩国人。“我好像终于实现了目标，这个国家是我的国家了。”

　　“长期在这里，周围的人都把我看作北边来的人，但终于有一天，我自己的认知转变了。”

　　如今，比起故国朝鲜，他更关心韩国。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能活多久，以前的朋友年龄也都很大了。我以前是很封闭的性格，现在开朗多了，也知道要享受自己的人生。”他最后说。“刚来韩国的时候，我希望马上统一，因为在意的是那个国家;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我看重的是这个国家。”

　　有时，金大建会想起二十年前刚脱北时的自己。当时他每天祈祷，“如果未来还能继续活下去，我一辈子终归要挑战一次。”

　　挑战什么呢?

　　“如果有一次机会，我要把所有积蓄贡献出来，看看能不能改变(朝鲜)。”他感慨道，“离开老家的时候我去爸爸的坟前，发誓一定会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