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大国阴影下的越南-凯发k8官方首页

　　我读研的时候有一位同窗，我第一次听说他想搞音乐哲学，就给他推荐了阿多诺，每一次他说起音乐哲学，我就提阿多诺，最后他终于不耐烦了，说，你就只知道阿多诺。在去越南之前，我在心里清点了一下，总结道：我对越南的了解，应该跟对音乐哲学的了解差不多吧。

　　我以前给学生讲越南战争，无非也就是谈谈“春节攻势”和“美莱村大屠杀”之类，实际上，美莱村在越南哪个省，我都说不上来。我也看过吴宇森的《喋血街头》，杜拉斯的《情人》，梁朝伟主演的《三轮车夫》，还有和越战有关的《现代启示录》和《阿甘正传》，但这些文艺作品只能培养起我对殖民时期之西贡的怀恋。我知道抱着这种心态去越南一定会失望的，就像我读了周作人的《乌篷船》再去绍兴一样。

　　去越南前，我收到不少“警告”。一个常年在泰国生活的朋友和我说，中南半岛上的这几个国家，素质最好的是泰国人，对中国人最友好的也是泰国人，相比之下，越南人素质又低，又排华，她劝我不要去。另外一些去过越南的朋友叫我在越南尽量不要搭出租车，司机多半会宰人。为此，我和同伴下载了一个叫“grab”的手机app，相当于中国的“滴滴”，只是需要付现金。

　　事实上，我们还是搭了几次出租车，因为我们去的几个城市，比如胡志明市、美奈、大叻和芽庄，都没什么公共交通，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遇到的越南的出租车司机都规矩得很，除了最后一天我在胡志明机场附近迷路，一个穿白色制服的出租车司机载我不到一公里就索要100000越南盾(相当于30元人民币)，以及在大叻，我的一个同伴将手机落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没有及时把它送回来，害得我们只能报警。

　　我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也去过警察局，不过大叻的警察明显要更加“尽忠职守”。我们本来是想让他们把街道摄像头的录像调出来，查查出租车的车牌号，但他们很坦诚地告诉我们，那边的摄像头没有开。我不知道这是常态还是仅春节如此，但我差点想告诉他们，中国的摄像头网络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在几分钟内锁定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的位置，车辆什么的更加不在话下。越南警方的方法非常简单粗暴：因为我们知道是哪个出粗车公司，他们直接给那个公司打了电话，让那边通知旗下的所有司机，务必要把捡到的手机送回来。半个小时以后，正当我丢失手机的同伴打算去搭上出租车的加油站查监控录像，跟我们接洽的越南女警很平静地说，你们的手机已经找到了。我忽然想起那个老外在中国丢失单车的故事，没有想到我们出国也可以有这样的待遇。

　　逐渐地，我将心态转变了过来：我告诉自己，我就是来越南观察和记录的。

　　由于特金会的原因，越南近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小焦点，我的一些朋友蹭着这个热度，去越南观光考察了一把。有论者甚至揣测说，特朗普选择越南和金正恩见面，就是想向金正恩暗示，朝鲜可以成为下一个越南。

特朗普金正恩选在越南会面

　　特金会最后什么也没有谈成，不知道是不是越南的发展对于金正恩来说还是不够吸引。在这场会面的一两个月前，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中国的媒体和自媒体开始传出“越南大量抢走中国订单”的说法，但就我春节一周在越南的观察来看，这种说法不太符合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至少，在近些年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深圳本土学者金心异和徒弟李宁最近在越南转了一圈，和我的路线不同，他们是从北到南，而且重点考察制造业。确实有不少世界五百强企业将他们的工厂从珠三角转移到越南，三星在太原省建了一个巨大的工厂，有十万工人，据说是北越规模最大的工厂，富士康在北江省的两个大工业区都有工厂，都是从深圳迁来的。一些深圳本土的企业，也将工厂迁到了越南，比如立讯精密、领益制造和蓝思科技在北江省越安县光州工业区刚好是挨着的。越南地理位置优良，大半领土都靠着海，就对外贸易来说，交通运输十分方便。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一个月工资大约2000人民币左右，相当于十几年前珠三角的价格。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没有搞过计划生育，生育率远高于中国，接近1.95，人口结构也优于中国，15至64岁人口占总人口近70%，而且女性人口的数量还略高于男性人口。

　　一些开明人士看好越南的另一个原因是，越南的政治改革看上去像在往“民主”的方向前进。自越共十大以来，越南形成以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并立的所谓“四驾马车”的权力结构。越南的党内民主比中国走得更远：中共中央委员差额选举的比例在10%以下，但早在2011年，越共十一大进行中央委员选举，大会确定中央委员候选人218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61人，最后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75名，中央候补委员25名，差额选举的比例达到24.6%。在全国范围内，越南从1992年开始推行国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如今越南选民可以直接选举国会代表、省级代表、县级代表和乡级代表。在国会正式代表候选人中，既有越共党内人士，也有党外人士，还有部分独立候选人。选举期间，候选人须与本地区选民进行接触，接受选民质询，向选民陈述自己将如何履行职责，并就选民关注之问题发表看法。

　　我怀疑这里面又掺入了开明人士乌托邦想象，就好像他们二十多年前想象中国会走向民主化改革一样。在这些想象里，“一个民主越南凭借制度优势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是最不可能的一种。并不是说我觉得越南“落后”，说句老实话，越南比我想象得要发达一些，可能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三轮车夫》那个时候。越南虽然没什么公交，有私家车的也不多，但有大量的摩托，胡志明市至少比广东的汕头要繁荣多了。在大叻，小摊贩到处都是，但没看到什么城管，普通人可以通过这个谋取生计，也算是很人性化。越南虽然没有发达的高铁网络，但长途巴士很多，可以上网订票，还能上酒店接送。除了胡志明市和芽庄，其他地方很少看到便利店，但一般不至于买不到想要的东西。机场效率不行，误点也严重，还有坐地起价的嫌疑，但比起中国国内有些航班临时取消不给说法，也不算太过分。

　　这次越南之旅，我不曾受到任何越南官方的接待，也没有和各行各业的越南人进行过交流，越南人的英语确实比泰国人要差一些，一个普通越南人懂英文的概率和懂中文的概率差不多。我有幸在芽庄机场遇到了一个叫tess的越南姑娘，她在胡志明市做市场营销的工作，就她的谈吐和谈话内容来看，她应该受过很好的教育，也有着非常宽广的眼界。

　　寒暄几句以后，我很快就切入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我说，来越南前，我一直听说你们国家的民主改革搞得不错，你觉得呢?她对我使用“民主”一词似乎感到困惑，等到反应过来，马上淡定地说，她不觉得那个是真正的民主，因为选举是被操纵的，他们想让谁上就让谁上。我有点不甘心，陆续询问了一些问题，突然发现她应该是一个“越南自由派”，和中国自由派一样，他们不会轻易去表扬自己的政府。我指着自己的手机说，我出国前开通了全球漫游，买了上网的流量，现在我在越南，手机左上角虽然显示的是越南的电话公司，但要上一些被中国政府禁止的网站，还是得翻墙，你能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差别了吗?她说，我知道了，这样的自由越南还是有的。

　　她问我喜欢越南吗?我说喜欢啊，最喜欢越南的美食。我是个潮汕人，但在中国从来没吃过比胡志明市那更好吃的河粉，粉的口感特别顺滑，汤有一些甜，挤一点青柠汁进去，撒几片薄荷叶，真的是人间美味。在美奈的海滩上，有一些渔民用篷架弄起小型的鱼市，卖着当天抓来的海鲜，如虾、蚬、海螺、鱿鱼、蛏子……半夜的时候，一些游客会去光顾，渔民现场用炭炉给他们烤好，上面拌有浓浓的酱汁，还备上椒盐和青柠。一盘端上来，把青柠汁和椒盐混起来，拿蛏子蘸着吃，像是吞下了整片大海。

　　大叻的街头巷尾有许多小摊档，桌凳极其局促，但大叻的年轻人似乎非常喜欢在这样的场合聚会和社交。他们在那里喝下午茶和吃宵夜，吃的喝的大多是现在中国城里人觉得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法棍、豆浆，油条，玉米，番薯、酸奶和越南煎饼果子。一般的摊档最多也就只有上面的两三样，我很好奇为什么光卖这么普通的东西就能经营得下去。我在街边经常看到一张桌子，三五个人，上面只有一两杯豆浆，一份油条，就这样坐着聊一个下午，一个晚上。

　　这已经算是颇为“时尚”的生活方式。初七我在大叻的春香湖边闲逛，见到不少普通家庭出来春游，一家人笑容满面，其乐融融。他们身上穿的，比现在中国城市里的农民工还要土一点，接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他们有的在湖边钓鱼，有的在树下野餐，有的搬着一部笨重的卡拉ok机出来，一边喝酒一边唱歌，旁边的人给他伴舞。这就是越南人在新年期间最真实的娱乐图景。

　　我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娱乐很贫乏，相反，我觉得这比我们到越南来“打卡”，要有意义多了。由于出国前时间匆忙，我们走的是胡志明市—美奈—大叻—芽庄的“经典线路”。这条线路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有许多中国人在这几个城市的某些地点拍出了很好看的照片和视频，发在了instagram、微博、朋友圈和抖音上，成为了爆款。在胡志明市，我的三位同伴执意要在烈日底下的粉红教堂拍上一个小时，其中一位为了在美奈的红沙丘拍出好看的落日照，穿了一件裙摆过长的猩红色宴会服，差点被人踩到裙子脱落。这几个地方的网红酒店到处都是中国人，在一个游泳池边，我亲眼看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为了拍好一张出水芙蓉的照片，把头都快甩掉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对各种中国网红的脚印进行朝圣。

　　高晓松有句话，叫“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其实“诗与远方”和“眼前的苟且”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就好像在政治哲学里，“乌托邦”也经常处在和“意识形态”互补的位置。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不再把作为儒家价值核心的“家庭”放在首位，说“为了家人努力奋斗”，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动员力。相比之下，高晓松的那句话要更管用：没有“诗与远方”，许多人也就忍受不了“眼前的苟且”。没有拉萨丽江迷笛草莓，许多人就忍受不了北上广深。你说大老板不知道吗?他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为了大国崛起，必须将东南亚变成中国年轻人旅行打卡的后花园，因为这边便宜，扛得住消费降低。

　　在南部几个城市我没有看到太多制造业的痕迹，因为旅游业过于发达，制造业就无处安放。尽管欧美游客也不少，但看得出很多这边很有针对性地在做中国人的生意，服务员看到中国人面孔，直接用中文和你对话。我们住过的一个网红酒店，叫“莲花村度假酒店”，深圳味太浓，我怀疑就是中国人开的。在越南看到的中国人越多，我心里的一个疑问就越强烈：越南的经济，真的离得开中国吗?中国的经济崩溃了，越南会过得更好吗?

　　越南的邻国柬埔寨，现在是“一带一路”重点关照的东南亚国家，在国家的号召下和一些商家的宣传下，不少中国人来到柬埔寨投资。一个是金边的房地产，据说2018年涨幅世界第一，达到16.7%，租金收益率也达到6.4%，有的中国人在金边按揭买了房，转手就租出去了，相当于租客帮自己供楼。另一个是遍布实体赌场、网络博彩基地、会所妓院和电信诈骗中信的西努哈克港，这些在中国不合法的业务在作为经济特区的西港完全合法，很多在中国混不下去的人，也在那边赚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中国人看来是投资机会的，在柬埔寨当地人看起来可能就是另一回事。虽然柬埔寨人普遍自己有房子，但金边和西港的房价房租都被中国人炒上去了，其他物价也跟着上涨，对于当地人来说，生活成本肯定是提高了。而且据说中国人在那边，基本只和中国人打交道，不管怎么消费，钱都是给别的中国人赚了，根本惠及不到当地人。然而楼市泡沫一破，柬埔寨的整个经济都会伤筋动骨，当地人的日子一样不会好过。

　　tess对我说，越南变成像柬埔寨这样，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前面我说到越南抢走中国订单的事，她觉得这样的报道严重夸大了。虽然我们的聊天比较零碎，但是她所提供的信息，整合起来其实是个颇为有力的论证。首先，越南本土的高等教育水准不高，本地的富裕家庭，也会倾向送孩子出国留学，毕业后能留在那边的都留下了，不能留下的也有可能去别的国家工作，人才流失也算挺严重。其次，在越南，最赚钱的工作还是it，金融房地产还不行，但做it的，都是在外企，越南没什么做得好的it企业，更不要说腾讯和阿里这种级别的公司了。至于一般劳工，“越南劳工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要远低于中国劳工，工厂不可能大规模地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我说这大概要取决于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决心。针对人口结构问题，她说，越南现在的生育率确实还好(她所估测的数字和我查到的差不多)，但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的也越来越多(她就是其中一个)，长期会怎么样还不好说。

　　末了，她补充说，她的工作，要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她觉得自己见过的中国人都很聪明，其中很多人在越南定居，在这边做生意(主要还是房地产)，做得也比本地人好，他们可能会娶本地姑娘，但和普通越南人还是保持距离。后来，她似乎露出一点绝望的神色，说，我觉得越南在被中国“吞”掉，但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并不觉得最后几句是她排外情绪的表达，事实上，她的说法印证了我很多朦朦胧胧的感觉。在四个城市，我很少看到越南语以外的标语，但如果看到，通常是中英文一起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播的主要是越南语的歌曲，但我听到过一首，曲子改编自陈楚生的《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有一次在一个长途巴士的休息站，我听到餐厅喇叭在播一首抖音神曲《一百万个可能》，在胡志明市的一条街道上，另一首熟悉的神曲又钻进了我的耳朵。

　　这一趟我玩得并不愉快，除了河粉、法式建筑和意外出现的tess，我觉得我只是在中国的某一个沿海省份玩了一圈。中国人不仅让越南(可能还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对自己产生了依赖性，还给这个国家输出了中国“网红 打卡 抖音”的“旅游文化”。中国是靠发达地区的制造业转移而崛起的，所以它一定不会允许另一个国家复制它的经验，再反过来给它造成威胁。从阮富仲近年“集权”和“反腐”的趋势来看，最糟糕的结果是，越南不仅丧失所有政治改革的成果，而且彻底沦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附庸或复制品。

　　不过越南民族一直以坚韧闻名于世，这一次说不定也一样。

　　我读研的时候有一位同窗，我第一次听说他想搞音乐哲学，就给他推荐了阿多诺，每一次他说起音乐哲学，我就提阿多诺，最后他终于不耐烦了，说，你就只知道阿多诺。在去越南之前，我在心里清点了一下，总结道：我对越南的了解，应该跟对音乐哲学的了解差不多吧。

　　我以前给学生讲越南战争，无非也就是谈谈“春节攻势”和“美莱村大屠杀”之类，实际上，美莱村在越南哪个省，我都说不上来。我也看过吴宇森的《喋血街头》，杜拉斯的《情人》，梁朝伟主演的《三轮车夫》，还有和越战有关的《现代启示录》和《阿甘正传》，但这些文艺作品只能培养起我对殖民时期之西贡的怀恋。我知道抱着这种心态去越南一定会失望的，就像我读了周作人的《乌篷船》再去绍兴一样。

　　去越南前，我收到不少“警告”。一个常年在泰国生活的朋友和我说，中南半岛上的这几个国家，素质最好的是泰国人，对中国人最友好的也是泰国人，相比之下，越南人素质又低，又排华，她劝我不要去。另外一些去过越南的朋友叫我在越南尽量不要搭出租车，司机多半会宰人。为此，我和同伴下载了一个叫“grab”的手机app，相当于中国的“滴滴”，只是需要付现金。

　　事实上，我们还是搭了几次出租车，因为我们去的几个城市，比如胡志明市、美奈、大叻和芽庄，都没什么公共交通，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遇到的越南的出租车司机都规矩得很，除了最后一天我在胡志明机场附近迷路，一个穿白色制服的出租车司机载我不到一公里就索要100000越南盾(相当于30元人民币)，以及在大叻，我的一个同伴将手机落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没有及时把它送回来，害得我们只能报警。

　　我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也去过警察局，不过大叻的警察明显要更加“尽忠职守”。我们本来是想让他们把街道摄像头的录像调出来，查查出租车的车牌号，但他们很坦诚地告诉我们，那边的摄像头没有开。我不知道这是常态还是仅春节如此，但我差点想告诉他们，中国的摄像头网络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在几分钟内锁定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的位置，车辆什么的更加不在话下。越南警方的方法非常简单粗暴：因为我们知道是哪个出粗车公司，他们直接给那个公司打了电话，让那边通知旗下的所有司机，务必要把捡到的手机送回来。半个小时以后，正当我丢失手机的同伴打算去搭上出租车的加油站查监控录像，跟我们接洽的越南女警很平静地说，你们的手机已经找到了。我忽然想起那个老外在中国丢失单车的故事，没有想到我们出国也可以有这样的待遇。

　　逐渐地，我将心态转变了过来：我告诉自己，我就是来越南观察和记录的。

　　由于特金会的原因，越南近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小焦点，我的一些朋友蹭着这个热度，去越南观光考察了一把。有论者甚至揣测说，特朗普选择越南和金正恩见面，就是想向金正恩暗示，朝鲜可以成为下一个越南。

特朗普金正恩选在越南会面

　　特金会最后什么也没有谈成，不知道是不是越南的发展对于金正恩来说还是不够吸引。在这场会面的一两个月前，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中国的媒体和自媒体开始传出“越南大量抢走中国订单”的说法，但就我春节一周在越南的观察来看，这种说法不太符合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至少，在近些年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深圳本土学者金心异和徒弟李宁最近在越南转了一圈，和我的路线不同，他们是从北到南，而且重点考察制造业。确实有不少世界五百强企业将他们的工厂从珠三角转移到越南，三星在太原省建了一个巨大的工厂，有十万工人，据说是北越规模最大的工厂，富士康在北江省的两个大工业区都有工厂，都是从深圳迁来的。一些深圳本土的企业，也将工厂迁到了越南，比如立讯精密、领益制造和蓝思科技在北江省越安县光州工业区刚好是挨着的。越南地理位置优良，大半领土都靠着海，就对外贸易来说，交通运输十分方便。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一个月工资大约2000人民币左右，相当于十几年前珠三角的价格。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没有搞过计划生育，生育率远高于中国，接近1.95，人口结构也优于中国，15至64岁人口占总人口近70%，而且女性人口的数量还略高于男性人口。

　　一些开明人士看好越南的另一个原因是，越南的政治改革看上去像在往“民主”的方向前进。自越共十大以来，越南形成以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并立的所谓“四驾马车”的权力结构。越南的党内民主比中国走得更远：中共中央委员差额选举的比例在10%以下，但早在2011年，越共十一大进行中央委员选举，大会确定中央委员候选人218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61人，最后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75名，中央候补委员25名，差额选举的比例达到24.6%。在全国范围内，越南从1992年开始推行国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如今越南选民可以直接选举国会代表、省级代表、县级代表和乡级代表。在国会正式代表候选人中，既有越共党内人士，也有党外人士，还有部分独立候选人。选举期间，候选人须与本地区选民进行接触，接受选民质询，向选民陈述自己将如何履行职责，并就选民关注之问题发表看法。

　　我怀疑这里面又掺入了开明人士乌托邦想象，就好像他们二十多年前想象中国会走向民主化改革一样。在这些想象里，“一个民主越南凭借制度优势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是最不可能的一种。并不是说我觉得越南“落后”，说句老实话，越南比我想象得要发达一些，可能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三轮车夫》那个时候。越南虽然没什么公交，有私家车的也不多，但有大量的摩托，胡志明市至少比广东的汕头要繁荣多了。在大叻，小摊贩到处都是，但没看到什么城管，普通人可以通过这个谋取生计，也算是很人性化。越南虽然没有发达的高铁网络，但长途巴士很多，可以上网订票，还能上酒店接送。除了胡志明市和芽庄，其他地方很少看到便利店，但一般不至于买不到想要的东西。机场效率不行，误点也严重，还有坐地起价的嫌疑，但比起中国国内有些航班临时取消不给说法，也不算太过分。

　　这次越南之旅，我不曾受到任何越南官方的接待，也没有和各行各业的越南人进行过交流，越南人的英语确实比泰国人要差一些，一个普通越南人懂英文的概率和懂中文的概率差不多。我有幸在芽庄机场遇到了一个叫tess的越南姑娘，她在胡志明市做市场营销的工作，就她的谈吐和谈话内容来看，她应该受过很好的教育，也有着非常宽广的眼界。

　　寒暄几句以后，我很快就切入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我说，来越南前，我一直听说你们国家的民主改革搞得不错，你觉得呢?她对我使用“民主”一词似乎感到困惑，等到反应过来，马上淡定地说，她不觉得那个是真正的民主，因为选举是被操纵的，他们想让谁上就让谁上。我有点不甘心，陆续询问了一些问题，突然发现她应该是一个“越南自由派”，和中国自由派一样，他们不会轻易去表扬自己的政府。我指着自己的手机说，我出国前开通了全球漫游，买了上网的流量，现在我在越南，手机左上角虽然显示的是越南的电话公司，但要上一些被中国政府禁止的网站，还是得翻墙，你能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差别了吗?她说，我知道了，这样的自由越南还是有的。

　　她问我喜欢越南吗?我说喜欢啊，最喜欢越南的美食。我是个潮汕人，但在中国从来没吃过比胡志明市那更好吃的河粉，粉的口感特别顺滑，汤有一些甜，挤一点青柠汁进去，撒几片薄荷叶，真的是人间美味。在美奈的海滩上，有一些渔民用篷架弄起小型的鱼市，卖着当天抓来的海鲜，如虾、蚬、海螺、鱿鱼、蛏子……半夜的时候，一些游客会去光顾，渔民现场用炭炉给他们烤好，上面拌有浓浓的酱汁，还备上椒盐和青柠。一盘端上来，把青柠汁和椒盐混起来，拿蛏子蘸着吃，像是吞下了整片大海。

　　大叻的街头巷尾有许多小摊档，桌凳极其局促，但大叻的年轻人似乎非常喜欢在这样的场合聚会和社交。他们在那里喝下午茶和吃宵夜，吃的喝的大多是现在中国城里人觉得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法棍、豆浆，油条，玉米，番薯、酸奶和越南煎饼果子。一般的摊档最多也就只有上面的两三样，我很好奇为什么光卖这么普通的东西就能经营得下去。我在街边经常看到一张桌子，三五个人，上面只有一两杯豆浆，一份油条，就这样坐着聊一个下午，一个晚上。

　　这已经算是颇为“时尚”的生活方式。初七我在大叻的春香湖边闲逛，见到不少普通家庭出来春游，一家人笑容满面，其乐融融。他们身上穿的，比现在中国城市里的农民工还要土一点，接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他们有的在湖边钓鱼，有的在树下野餐，有的搬着一部笨重的卡拉ok机出来，一边喝酒一边唱歌，旁边的人给他伴舞。这就是越南人在新年期间最真实的娱乐图景。

　　我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娱乐很贫乏，相反，我觉得这比我们到越南来“打卡”，要有意义多了。由于出国前时间匆忙，我们走的是胡志明市—美奈—大叻—芽庄的“经典线路”。这条线路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有许多中国人在这几个城市的某些地点拍出了很好看的照片和视频，发在了instagram、微博、朋友圈和抖音上，成为了爆款。在胡志明市，我的三位同伴执意要在烈日底下的粉红教堂拍上一个小时，其中一位为了在美奈的红沙丘拍出好看的落日照，穿了一件裙摆过长的猩红色宴会服，差点被人踩到裙子脱落。这几个地方的网红酒店到处都是中国人，在一个游泳池边，我亲眼看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为了拍好一张出水芙蓉的照片，把头都快甩掉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对各种中国网红的脚印进行朝圣。

　　高晓松有句话，叫“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其实“诗与远方”和“眼前的苟且”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就好像在政治哲学里，“乌托邦”也经常处在和“意识形态”互补的位置。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不再把作为儒家价值核心的“家庭”放在首位，说“为了家人努力奋斗”，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动员力。相比之下，高晓松的那句话要更管用：没有“诗与远方”，许多人也就忍受不了“眼前的苟且”。没有拉萨丽江迷笛草莓，许多人就忍受不了北上广深。你说大老板不知道吗?他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为了大国崛起，必须将东南亚变成中国年轻人旅行打卡的后花园，因为这边便宜，扛得住消费降低。

　　在南部几个城市我没有看到太多制造业的痕迹，因为旅游业过于发达，制造业就无处安放。尽管欧美游客也不少，但看得出很多这边很有针对性地在做中国人的生意，服务员看到中国人面孔，直接用中文和你对话。我们住过的一个网红酒店，叫“莲花村度假酒店”，深圳味太浓，我怀疑就是中国人开的。在越南看到的中国人越多，我心里的一个疑问就越强烈：越南的经济，真的离得开中国吗?中国的经济崩溃了，越南会过得更好吗?

　　越南的邻国柬埔寨，现在是“一带一路”重点关照的东南亚国家，在国家的号召下和一些商家的宣传下，不少中国人来到柬埔寨投资。一个是金边的房地产，据说2018年涨幅世界第一，达到16.7%，租金收益率也达到6.4%，有的中国人在金边按揭买了房，转手就租出去了，相当于租客帮自己供楼。另一个是遍布实体赌场、网络博彩基地、会所妓院和电信诈骗中信的西努哈克港，这些在中国不合法的业务在作为经济特区的西港完全合法，很多在中国混不下去的人，也在那边赚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中国人看来是投资机会的，在柬埔寨当地人看起来可能就是另一回事。虽然柬埔寨人普遍自己有房子，但金边和西港的房价房租都被中国人炒上去了，其他物价也跟着上涨，对于当地人来说，生活成本肯定是提高了。而且据说中国人在那边，基本只和中国人打交道，不管怎么消费，钱都是给别的中国人赚了，根本惠及不到当地人。然而楼市泡沫一破，柬埔寨的整个经济都会伤筋动骨，当地人的日子一样不会好过。

　　tess对我说，越南变成像柬埔寨这样，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前面我说到越南抢走中国订单的事，她觉得这样的报道严重夸大了。虽然我们的聊天比较零碎，但是她所提供的信息，整合起来其实是个颇为有力的论证。首先，越南本土的高等教育水准不高，本地的富裕家庭，也会倾向送孩子出国留学，毕业后能留在那边的都留下了，不能留下的也有可能去别的国家工作，人才流失也算挺严重。其次，在越南，最赚钱的工作还是it，金融房地产还不行，但做it的，都是在外企，越南没什么做得好的it企业，更不要说腾讯和阿里这种级别的公司了。至于一般劳工，“越南劳工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要远低于中国劳工，工厂不可能大规模地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我说这大概要取决于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决心。针对人口结构问题，她说，越南现在的生育率确实还好(她所估测的数字和我查到的差不多)，但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的也越来越多(她就是其中一个)，长期会怎么样还不好说。

　　末了，她补充说，她的工作，要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她觉得自己见过的中国人都很聪明，其中很多人在越南定居，在这边做生意(主要还是房地产)，做得也比本地人好，他们可能会娶本地姑娘，但和普通越南人还是保持距离。后来，她似乎露出一点绝望的神色，说，我觉得越南在被中国“吞”掉，但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并不觉得最后几句是她排外情绪的表达，事实上，她的说法印证了我很多朦朦胧胧的感觉。在四个城市，我很少看到越南语以外的标语，但如果看到，通常是中英文一起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播的主要是越南语的歌曲，但我听到过一首，曲子改编自陈楚生的《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有一次在一个长途巴士的休息站，我听到餐厅喇叭在播一首抖音神曲《一百万个可能》，在胡志明市的一条街道上，另一首熟悉的神曲又钻进了我的耳朵。

　　这一趟我玩得并不愉快，除了河粉、法式建筑和意外出现的tess，我觉得我只是在中国的某一个沿海省份玩了一圈。中国人不仅让越南(可能还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对自己产生了依赖性，还给这个国家输出了中国“网红 打卡 抖音”的“旅游文化”。中国是靠发达地区的制造业转移而崛起的，所以它一定不会允许另一个国家复制它的经验，再反过来给它造成威胁。从阮富仲近年“集权”和“反腐”的趋势来看，最糟糕的结果是，越南不仅丧失所有政治改革的成果，而且彻底沦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附庸或复制品。

　　不过越南民族一直以坚韧闻名于世，这一次说不定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