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肃到印度班加罗尔，一名中国女记者的“征途”-凯发k8官方首页

 　　今年除夕，我乘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蒸汽火车，从喜马拉雅山腰的小镇kurseong爬上大吉岭。

　　山顶酒吧有男女和我搭话，“你从哪里来?”

　　“班加罗尔”，我脱口而出，出口才反应过来，笑着补了一句“我来自中国，现在住在班加罗尔”。

　　过去半年，我的生活产生科幻小说里才有的“折叠”——从不停奔跑的中国，到总是慢一拍的印度。从知名的财新，加入在班加罗尔刚刚起步的科技新媒体志象网。

　　从2015年夏天到财新实习起，我就像踏上了一辆飞速前进但不知终点的列车。财新给了年轻记者最宝贵的快速成长的机会，只要肯付出多努力，实习记者也有做杂志稿甚至封面的机会。

　　直到带我入门的记者接连离职，我不得不考虑生活的其他可能性。但当时我也没想过，来自中国十八线县城的甘肃姑娘，会和一群印度人一起，记录在两个大国之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没有天猫超市、支付宝、高铁、美团外卖的日子里，我终于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生活的规则和节奏，不再被人潮推着走，看似跑得快却总是内心惶恐。

　　但改变也正在发生。来不及买菜时，我会用big basket下单，生鲜蔬菜两小时送到家;偶尔犯懒不想做饭时，我也在zomato或者swiggy点外卖，坐等一大份印式中餐送上门。街边的小店里，也随处可见paytm、谷歌支付、亚马逊支付的二维码，只可惜我没有印度身份证，没法体验一把。

　　这种局外人的角色，也让我有了再一次去观察科技对生活影响的机会，此前身处其中，我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

　　回到过去，带着眼睛和耳朵去感受科技给人和社会带来的改变，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班加罗尔

　　“印度农村有厕所吗?”

　　春节后回到老家，有天晚上，和我爸坐在客厅里聊天。他说，自从我去了印度，他经常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一些印度的新闻。然后，他问我，印度是不是像微信说的那样强奸高发、没有厕所?

　　我拿出1月份去同事p老家玩的照片给他看。

　　p在班加罗尔长大，但爸妈退休后就回了村里。村子在离班加罗尔250公里外的泰米尔纳德邦。凌晨1点，我们上了火车，四小时后到达，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

　　到了村里，我终于理解了他之前说的，他父亲为什么退休后不愿再住在班加罗尔。

　　村口往前走大概五百米，有一片开阔的空地，同事说，他小时候一到晚上，全村的人都会聚在这里看电视。再走进去一点，就是一座的寺庙，寺庙旁边就是他家，一座独栋小院子。

　　一进门，叔叔开始热情介绍起他的花园。他之前在班加罗尔的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了38年，可以流畅地用日常英文交流。

　　院子里，他种了芒果树、橄榄树、香蕉树、番石榴树，种了辣椒、番茄、茄子、芹菜等蔬菜，还有数不清我没法说出名字的花花草草。

　　吃完饭，我们经过一片空地的时候，同事突然笑起来，跟我们说这里曾经是村民解决“日常大事”的地方。

　　在中国热映的印度电影《厕所英雄》里，印度人对“洁净”的概念与中国人有着天壤之别，大小便解决在家里，这无法接受，就释放在大自然之中。也因此，男性、女性、小孩子往往有着各自约定俗成时间段，女性最早，在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结对去上厕所，小孩子则一般在上学之前。

　　两位印度男同事还调侃我，明天要早起了。

　　再往前走一段，是一间看上去已经不再使用的房子。同事说，这是大概4年前政府给村里建的公共厕所。“因为刚开始村民都不愿意把厕所建在自己家里，所以就只能在村里建公共厕所。”他说。

　　但两三年前，村民慢慢开始在自己家里建厕所，慢慢的，公共厕所也就被弃之不用了。

　　现在，同事家里不仅有马桶，还有空调和热水器。每天早上，都会有卡车开进村里，兜售新鲜蔬菜，“现在什么都有啦。”叔叔解释。

　　当然，这无法代表整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在整个印度来说，也是比较富裕和发展得比较好的，同事一家更是村里备受尊敬的家庭。

　　跟我们一起去的另一个同事a，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一个村子里，比哈尔是印度相对比较落后和贫穷的地区，情况就与泰米尔纳德邦不尽相同。

　　他告诉我，尽管政府给每户村民都发放建厕所的补贴，但还是有些村民就是不愿意在家里建厕所，“他们就是喜欢在开放的地方解决，哈哈。”但因为政府派人检查禁止露天方便，他估计，他的村子里有厕所的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我爸听完，紧锁的眉头也并没有解开，他叹了一口气，说，“还不都是贫穷落后的地方。”

　　泥腿子出身的我爸，自己就是从农村里长大的，在考上警察学校之前，他还在家里干了一年的农活。即便是到现在，他也是四兄弟里唯一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

　　而我是家里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读了硕士的小孩。上大学后，所有人都觉得我要“有大出息”。但可惜我一直都在选择做一个少数派：从法学转投新闻、从顶尖的媒体辞职、又来了印度。

　　回到村里看爷爷奶奶那天，我第一次不再抗拒他们的嘘寒问暖，我坐在爷爷旁边，他问我在印度的生活，还问了一个让我忍俊不禁的问题。他说，“印度人是不是都只活到三四十岁啊?”

　　我笑了一下，又给他看了我们在村里和同事的爸爸妈妈拍的照片。

　　在照片里，叔叔露出了和善的微笑，阿姨依旧一脸严肃——我这个突如其来的中国女孩，在她家里制造了太多意外：想在屋顶睡帐篷、不顾她劝阻骑着踏板车出门、还把穿着纱丽下面的小背心走出了卧室，我能感觉到她的不悦，但当我们围坐在她身边时，还是拍到了一张好照片。

　　你什么时候结束流浪?

　　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一大早，我赶到南苑机场飞回去。这条航线去年才开，飞机上有很多第一次坐飞机的家乡人。在他们拿出手机拍飞机的时候，我拿出手机拍下了他们，他们让我想起了熟悉的印度人。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种“熟悉”有多自然。

　　回家的第二天，我妈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什么时候结束流浪?”

　　“过两年再看吧。”我敷衍道。

　　十八岁离家去武汉读书之后，“家”的概念一直在变化。毕业之初，“家”是北京那一间15平米的出租屋。而现在，五千公里之外德干高原上那座曾经的“花园之城”更让我有归属感。

　　11月底回国一周，深夜返回班加罗尔，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了小区门口的餐馆里，点了一个masala dosa，“finally it feels like home”，我在instagram上说。

　　这次回国也才几天，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去。

　　和印度同事出去采访的时候，每次到堵车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他们讲“曾经的班加罗尔”——没有堵车、草木芬芳、四季宜人的地方。随着软件外包巨头infosys和wipro的崛起，班加罗尔逐渐成为了it之城，再乘着21世纪这一股创业的春风，它又转身成为了创业之都。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曾经独立芬芳的小城，城市在林木花园中杂乱无章地开始生长，它不再是本地人眼中的那个班城。

　　但它于我而言已经足够可爱。

　　我住的小区靠近班加罗尔繁华的商业区indiranagar，早在上世纪末就被开发成了住宅区和办公楼。小区的住宅楼围成了一圈，中间有草坪、泳池，还有几十棵基本上跟五六层一样高的树。

　　生长在北方的我叫不上树的名字，周末的午后搬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或者坐在草坪上看会书，那些树都是我最沉默的好友。

　　杂乱也是可爱的。办公室离小区走路大概十分钟，我一般走外面靠马路的一条路，走多了，路边小店里的小哥看到我都会说morning，隔三差五还会碰到一个帅哥在路上遛狗。那天赶时间换了另一个方向的一条小路，一棵开满了粉色花朵的树突然凭空出现，惊艳之余，我才意识到班城的春天到了。

　　不管班加罗尔在本地人眼里经历了怎样的疯狂扩张，从北京搬过去的我还是觉得它有着小城的可爱。我无需坐两小时的地铁，突突车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朋友家，路边到处都是卖小吃的，街角还有一家裁缝店。

　　二月初从班加罗尔离开的那天，雨季未到，它却下起了雨。

　　去年九月刚到班加罗尔的时候，正巧是雨季的最后一个月，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急促又轻盈的雨滴总会准时到来，半小时结束，留下空气中的草木香气。

　　今年的雨季不远了。

　　“印度人约会吗?”

　　在我缺席的这个春节，弟弟的婚礼成了家里最热门的话题。他年前刚订婚，计划在夏天办婚礼。在聊完弟弟的婚礼之后，人们也会将话题转移到我的身上。

　　一位叔叔问我，“印度人是不是很早结婚、生很多个孩子呀?”

　　在探探和blued进军印度市场的时候，一位中国的互联网人也在中印互联网创业群里提起这个话题，半开玩笑地问，“但是印度人约会吗?”“他们只跟自己的另一半出去吧?”

　　群里除了我，还有我的室友、印度女同事b。去往办公室的路上，我俩聊了聊这件事。她觉得又气又好笑，没想到在印度待过一年多的中国人，居然还对印度有着这样的印象。

　　她长我几岁，也没有结婚，在德里长大，之前在班加罗尔读书。我俩在九月初的同一天到的班加罗尔，共享一间大的空旷的公寓，一见就觉得特别投缘。

　　她有一个谈了多年的男友，也在德里做记者，是报道杀人放火的法治记者。两个人是大学同学，一直分分合合。在那间偌大的公寓里，我们分享彼此的心事，聊年龄增长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上带来的改变，做记者的自由与孤独，夜风微凉，我们坐在阳台上，低声细语都随着烟云飘走。

　　前段时间，她告诉我她想结婚了，想拥有自己的小家，一个稳定的陪伴。男友说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她开始尝试跟朋友的朋友见面，寻找新的可能性。“我还挺开心的!虽然遇到的惊吓比惊喜还要多。”她鼓励我多尝试，不要很早就把自己的未来与某一个人绑定。

　　她还在班加罗尔的时候，我们隔三差五就会约别的同事，晚上来家里一起吃饭聊天。一天晚上，我们喝了点酒，临近午夜时分，她提议想吃冰激凌。于是我们三个人出门做了一辆突突车，到了indiranagar的一个冰激凌店。

　　我们点了冰激凌坐在店外的长椅上，看着店里坐的一对对情侣，亲密地低声细语。我和她相视一笑，“印度人约会吗?”

　　不可否认，我所接触的印度非常有限，身边能聊的朋友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但随着印度的飞速城市化，这一人群也正在迅速壮大。我问朋友印度自由恋爱的比例，得到的答案都是“很少”，但在大城市，“先恋爱再安排”的类型越来越多。

　　我在indiranagar的酒吧区见过穿着迷你裙的年轻女生，也在小镇见过身着黑袍坐在摩托车上，与丈夫没有任何肢体接触的妻子。

　　不过，印度的传统仍根深蒂固，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比中国要明显得多。

　　有天，和朋友一起看电影《炙热》，其中一位女主角去邻村给自己的儿子找对象，儿子给妈妈打电话说，“你最好保证她很漂亮，不然你告诉她们家我可是要退货的!”

　　“退货”这个词让我很不舒服，问朋友是不是还有这么极端的情况存在。他说是的，在极少的地方。

　　有已婚同事曾问过我，中国的大城市是不是未婚同居很普遍，我给了肯定的答复后，他很惊讶。他和妻子是先结婚后恋爱，是纯粹的包办婚姻。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因为自由恋爱不被接受，结婚反倒成为了恋爱的前置条件。

　　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听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结局有喜有悲，但往往都因为外在阻力而焕发出不一样的色彩。

　　有人和相识七八年的好朋友谈了恋爱，跨越宗教阻隔结为伴侣，两个人生活在班加罗尔，养了两只猫。还有一对跨宗教结为伴侣，他们的故事更是波折，女生跟大学男友登记结婚，等到确认信送到家里父母才知情，此后的十余年断绝往来，等到小孩出生才逐渐解冻。

　　还有一位朋友，跟大学女友谈了四年的恋爱，对方生在跨种姓家庭，女孩子似白纸一张，对种姓阻隔毫无概念，但男生家庭却坚决不同意，漫长的纠葛之后，两人黯然分手。

　　事情已经过去近五年，男生提起这件事仍然感到难过。

　　在回国前，我还听说了有父母因为孩子自由恋爱而自杀的坏消息，更让我沮丧的是，父母并不是以此为要挟，而是真的觉得无颜面对周遭的非议。

　　这种“同侪压力”也出现在我爸妈的身上。有一次我爸跟我说，身边的朋友都有孙子带，他感觉自己像“一条孤独的老狗”。

　　幸而我还有个弟弟，今年正月十五，他和长他五岁的女友领了结婚证。父母的反对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几乎匿迹，他选择了自己的另一半，也接棒给我爸妈上了一堂放手教育课。

　　到班加罗尔的第三天晚上，我和她还有另外一个女同事，坐在公寓的地板上边吃饭边聊天。她们是同一所学校毕业，自然聊起了学校，和学校里受欢迎的男同学。

　　我问她会有来自父母逼婚的压力吗，她说当然有，但也已经过了最剑拔弩张的时候。“前两年他们催得比较紧，看我无动于衷，现在也就不太说了。”她说。

　　“那他们希望你出去约会吗?”

　　“约会……他们希望我和那种’结婚备选对象’约会，而不是随便约会。”她冲我眨了眨眼。

　　“印度的记者什么样啊?”

　　从家里再回到北京，和之前的朋友见面聊了聊近况。他们基本上都还在国内的主流媒体做记者，奔跑在突发新闻的一线。

　　其中一位前不久在香港浸会大学访学，有来自印度、日本、香港等多个地区的同事。我们聊起了“外媒记者”。

　　她告诉我，一次大家讨论“该不该把直接引语给采访对象看”的问题，有几个记者寸步不移地坚持这是违反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是“没做好自己的分内之责，让采访对象来替自己做功课”。

　　“印度的记者和从业环境怎么样啊?”她问我。

　　在印度与同事朝夕相处的半年，我们有过数不清开怀大笑的时刻，唯一真的红过脸争吵过的问题就是新闻操作准则上的分歧。

　　去年十月，有一行二十多人的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来印度考察市场，其中一个行程是拜访某国际风投公司的印度合伙人。面对来自中国的创业者，合伙人言无不尽，毫无保留地分析了当时印度创投圈的焦点事件，说数据本地化是印度创业者为了避免竞争搞事情，说方言平台可能对facebook印度社交巨头的地位发起实质性的挑战。

　　除了我之外，当时还有印度的主编和另一位同事在场。

　　这些对记者来说可遇而不可求的表态，我们想整理成采访发布，对方公关部婉拒了，称事先并未知悉内容将作为采访，此时不便对外发声。

　　主编当即大为光火。当时我和他坐着突突车，在去往另一次采访的路上，因为这件事越吵声音越大，到了目的地才被迫消停，谁也没能说服谁。

　　“我们是一家媒体，他当时也知道有记者在场，既然觉得不便公开发声，那为什么当时要说这些话呢?”

　　“你说是这么说，但你应该也很清楚他当时能那么坦诚，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从中国来的创业者，而不是记者吧?”

　　“他说的那些话都是事实，我们都有录音，我们也不需要他同意。”

　　“你说的没错。但我们作为媒体，也是需要维护采访对象的关系的呀。为了发这一次稿子，如果因此失去了一个采访对象，有必要吗?”

　　“这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我有个好故事，我为什么不能发?”

　　“为了建立更长期的关系呀。”

　　“在印度这样是行不通的。他们永远只会选择对大的媒体发声，同样一件事，我告诉《经济时报》可以到达更多的读者，我为什么告诉你?”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印度的媒体格局与美国类似，大媒体都由财团掌控，是自负盈亏的生意，媒体之间竞争激烈，有时候一点风吹草动就要“搞个大新闻”。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印度的公司也更主动地去掌控舆论的主动权，大多都很愿意对外发声。

　　而中国公司却截然不同。很多时候，愿意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国公司在印度的员工，给中国负责海外业务部门发的采访请求经常没有回应。

　　甚至有几次，在我们的稿子做完之后，中国公司那边又找上门来要求不发甚至撤稿。理由五花八门，印度员工未得到授权，印度员工不了解核心信息说的并不准确，信息对外披露将影响竞争。

　　一次对方公关找上门，甚至问我，是否给接受我采访的印度员工付了钱。还暗示我，他们可能会因为接受我的采访而工作不保。

　　“那就再写一篇稿子报道他们随便开人呀。”这样的事情三番两次地发生，印度同事开始调侃这是“typical chinese”。

　　我想曲线救国。撤稿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据自己的信源力所能及地做到了平衡，中国公司自己不发声是你们的事，现在既然觉得信息不准确，那不如争取一下你们更高层的人出来发声的机会。至少建立一个联系，而不是保持对立。

　　同事将信将疑。不过，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深刻的不信任，第一次有一个媒体，是有来自两个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我们在日常的相处里，在笑声和争吵中，逐渐突破强加在对方身上的刻板印象。

　　你会有心理落差吗?

　　我带着满身风尘和被晒伤的脸，还有一箩筐的好故事，见到了老朋友。“你看起来比之前开心多了耶!”仿佛小女孩揣在兜里的糖果被发现，却乐于跟大家分享。他们没有担心我吃得习不习惯，住得好不好，而是关心我快不快乐。

　　之前有一次在采访的时候，一家公司的公关问我，“你从财新出来，会有心理落差吗?”

　　和团队一起开会的时候，同事胡剑龙也问了我类似的问题。我当时没怎么犹豫，对我而言这份经历早就不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换了一个地方生活，我也换了一种新的视角审视自己。

　　说遗憾是有的。毕业的时候，我的打算是在一个装备齐整的新闻编辑室干三年，打磨自己最基本的记者功底，也更直接地理解中国。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提前离开，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没有成长为一个完全合格的记者。

　　开会的时候，我用英文说了一大段，非母语表达反而让我更自如地说出了最真实的想法。在当时的我看来，留在北京做记者，在一个又一个机构之间跳来跳去，吐槽雾霾地铁和房价却束手无策，不是我十年后想成为的自己。

　　而且，他描述的愿景和正在尝试的努力，确实“忽悠”到了我。

　　作为一个人口与中国旗鼓相当、又国土相邻的大国，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印度的了解确实少得可怜。在阿里、腾讯、头条、滴滴都把印度作为国际化的重要一站，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前赴后继飞往南亚次大陆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却很少听到来自印度的声音。

　　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中国也成为了包括印度在内新兴国家的标杆。中国在发生什么，中国的市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印度的年轻创业者和投资人们对这些信息求之若渴，却总觉得不足够。

　　前几天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印度的投资人找到我，跟我聊了二十分钟的中国在线音频市场，他们想在印度投类似的项目。

　　聊完觉得开心，好像之前一直在想象的“bigger picture”突然落到了实处，希望成为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班加罗尔的时候，我强迫自己每周约两个投资人或者创业者见面，也收获了诸多惊喜，这位投资人就是其中之一。采访之前，我略微紧张，他见到我就开始问我的名字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自然得聊了起来。

　　印度也彻底地治愈了我的轻微社交恐惧，一个人忙里偷闲地走了很多个地方，见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神奇的是，班加罗尔却始终如影随形。

　　春节假期在大吉岭，碰到一个在班加罗尔工作的人，聊了一下，是一位it工程师;之后到了斯里兰卡，半夜在青旅的阳台看月亮，旁边坐的男生说他也从班加罗尔来，是一家创业公司的创始人。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在外面碰到从班加罗尔来的人，一半可能是it工程师，另一半可能就是创业的。

　　班加罗尔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在印度的时候，总有人会问我，“你是韩国人吗?”“你是日本人吗?”在他们眼里，一个中国的年轻女孩子一个人在印度，仍然是一件稀奇事。

　　但就是在这个很多人都为安全担忧的国家，我却尝试了很多之前想做都不敢做的事。在科钦海边的公路上，第一次骑摩托车的我把车开到了80公里，被我甩在身后的叔叔还对我按喇叭示意。

　　在pondicheery的海边，不会游泳的我慢慢朝着浪花往里走，让海浪温柔地扑进我的怀里，从此克服了对海的恐惧。

　　跨年夜，我在班加罗尔郊外的村子里，围着篝火坐，听一个欧洲小国的男生唱《加州旅馆》，看过午夜的烟火，在树上的帐篷里入眠。

　　这是我在北京从未感觉过的温柔。

　　在北京的时候，我做过很多关于残障人士的报道，他们大多活在暗处，抱团取暖。一天晚上，在班加罗尔的一个小公园里，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一幕。

　　一个看上去是七八岁的小男孩腿脚不便，战战巍巍地小步向前挪动，他的妈妈站在两步开外的地方，轻声对他说着什么。我请身边的朋友为我翻译，她说的是，“不用怕，慢慢来，你不会摔倒的。摔倒了也没关系，你可以再站起来的。”

　　在班加罗尔，我也像这个男孩一样，努力克服对广阔世界欠缺的想象力。在异乡，我终于找到治愈的机会，重新赋予生活意义和快乐。

 　　今年除夕，我乘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蒸汽火车，从喜马拉雅山腰的小镇kurseong爬上大吉岭。

　　山顶酒吧有男女和我搭话，“你从哪里来?”

　　“班加罗尔”，我脱口而出，出口才反应过来，笑着补了一句“我来自中国，现在住在班加罗尔”。

　　过去半年，我的生活产生科幻小说里才有的“折叠”——从不停奔跑的中国，到总是慢一拍的印度。从知名的财新，加入在班加罗尔刚刚起步的科技新媒体志象网。

　　从2015年夏天到财新实习起，我就像踏上了一辆飞速前进但不知终点的列车。财新给了年轻记者最宝贵的快速成长的机会，只要肯付出多努力，实习记者也有做杂志稿甚至封面的机会。

　　直到带我入门的记者接连离职，我不得不考虑生活的其他可能性。但当时我也没想过，来自中国十八线县城的甘肃姑娘，会和一群印度人一起，记录在两个大国之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没有天猫超市、支付宝、高铁、美团外卖的日子里，我终于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生活的规则和节奏，不再被人潮推着走，看似跑得快却总是内心惶恐。

　　但改变也正在发生。来不及买菜时，我会用big basket下单，生鲜蔬菜两小时送到家;偶尔犯懒不想做饭时，我也在zomato或者swiggy点外卖，坐等一大份印式中餐送上门。街边的小店里，也随处可见paytm、谷歌支付、亚马逊支付的二维码，只可惜我没有印度身份证，没法体验一把。

　　这种局外人的角色，也让我有了再一次去观察科技对生活影响的机会，此前身处其中，我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

　　回到过去，带着眼睛和耳朵去感受科技给人和社会带来的改变，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班加罗尔

　　“印度农村有厕所吗?”

　　春节后回到老家，有天晚上，和我爸坐在客厅里聊天。他说，自从我去了印度，他经常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一些印度的新闻。然后，他问我，印度是不是像微信说的那样强奸高发、没有厕所?

　　我拿出1月份去同事p老家玩的照片给他看。

　　p在班加罗尔长大，但爸妈退休后就回了村里。村子在离班加罗尔250公里外的泰米尔纳德邦。凌晨1点，我们上了火车，四小时后到达，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

　　到了村里，我终于理解了他之前说的，他父亲为什么退休后不愿再住在班加罗尔。

　　村口往前走大概五百米，有一片开阔的空地，同事说，他小时候一到晚上，全村的人都会聚在这里看电视。再走进去一点，就是一座的寺庙，寺庙旁边就是他家，一座独栋小院子。

　　一进门，叔叔开始热情介绍起他的花园。他之前在班加罗尔的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了38年，可以流畅地用日常英文交流。

　　院子里，他种了芒果树、橄榄树、香蕉树、番石榴树，种了辣椒、番茄、茄子、芹菜等蔬菜，还有数不清我没法说出名字的花花草草。

　　吃完饭，我们经过一片空地的时候，同事突然笑起来，跟我们说这里曾经是村民解决“日常大事”的地方。

　　在中国热映的印度电影《厕所英雄》里，印度人对“洁净”的概念与中国人有着天壤之别，大小便解决在家里，这无法接受，就释放在大自然之中。也因此，男性、女性、小孩子往往有着各自约定俗成时间段，女性最早，在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结对去上厕所，小孩子则一般在上学之前。

　　两位印度男同事还调侃我，明天要早起了。

　　再往前走一段，是一间看上去已经不再使用的房子。同事说，这是大概4年前政府给村里建的公共厕所。“因为刚开始村民都不愿意把厕所建在自己家里，所以就只能在村里建公共厕所。”他说。

　　但两三年前，村民慢慢开始在自己家里建厕所，慢慢的，公共厕所也就被弃之不用了。

　　现在，同事家里不仅有马桶，还有空调和热水器。每天早上，都会有卡车开进村里，兜售新鲜蔬菜，“现在什么都有啦。”叔叔解释。

　　当然，这无法代表整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在整个印度来说，也是比较富裕和发展得比较好的，同事一家更是村里备受尊敬的家庭。

　　跟我们一起去的另一个同事a，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一个村子里，比哈尔是印度相对比较落后和贫穷的地区，情况就与泰米尔纳德邦不尽相同。

　　他告诉我，尽管政府给每户村民都发放建厕所的补贴，但还是有些村民就是不愿意在家里建厕所，“他们就是喜欢在开放的地方解决，哈哈。”但因为政府派人检查禁止露天方便，他估计，他的村子里有厕所的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我爸听完，紧锁的眉头也并没有解开，他叹了一口气，说，“还不都是贫穷落后的地方。”

　　泥腿子出身的我爸，自己就是从农村里长大的，在考上警察学校之前，他还在家里干了一年的农活。即便是到现在，他也是四兄弟里唯一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

　　而我是家里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读了硕士的小孩。上大学后，所有人都觉得我要“有大出息”。但可惜我一直都在选择做一个少数派：从法学转投新闻、从顶尖的媒体辞职、又来了印度。

　　回到村里看爷爷奶奶那天，我第一次不再抗拒他们的嘘寒问暖，我坐在爷爷旁边，他问我在印度的生活，还问了一个让我忍俊不禁的问题。他说，“印度人是不是都只活到三四十岁啊?”

　　我笑了一下，又给他看了我们在村里和同事的爸爸妈妈拍的照片。

　　在照片里，叔叔露出了和善的微笑，阿姨依旧一脸严肃——我这个突如其来的中国女孩，在她家里制造了太多意外：想在屋顶睡帐篷、不顾她劝阻骑着踏板车出门、还把穿着纱丽下面的小背心走出了卧室，我能感觉到她的不悦，但当我们围坐在她身边时，还是拍到了一张好照片。

　　你什么时候结束流浪?

　　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一大早，我赶到南苑机场飞回去。这条航线去年才开，飞机上有很多第一次坐飞机的家乡人。在他们拿出手机拍飞机的时候，我拿出手机拍下了他们，他们让我想起了熟悉的印度人。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种“熟悉”有多自然。

　　回家的第二天，我妈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什么时候结束流浪?”

　　“过两年再看吧。”我敷衍道。

　　十八岁离家去武汉读书之后，“家”的概念一直在变化。毕业之初，“家”是北京那一间15平米的出租屋。而现在，五千公里之外德干高原上那座曾经的“花园之城”更让我有归属感。

　　11月底回国一周，深夜返回班加罗尔，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了小区门口的餐馆里，点了一个masala dosa，“finally it feels like home”，我在instagram上说。

　　这次回国也才几天，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去。

　　和印度同事出去采访的时候，每次到堵车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他们讲“曾经的班加罗尔”——没有堵车、草木芬芳、四季宜人的地方。随着软件外包巨头infosys和wipro的崛起，班加罗尔逐渐成为了it之城，再乘着21世纪这一股创业的春风，它又转身成为了创业之都。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曾经独立芬芳的小城，城市在林木花园中杂乱无章地开始生长，它不再是本地人眼中的那个班城。

　　但它于我而言已经足够可爱。

　　我住的小区靠近班加罗尔繁华的商业区indiranagar，早在上世纪末就被开发成了住宅区和办公楼。小区的住宅楼围成了一圈，中间有草坪、泳池，还有几十棵基本上跟五六层一样高的树。

　　生长在北方的我叫不上树的名字，周末的午后搬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或者坐在草坪上看会书，那些树都是我最沉默的好友。

　　杂乱也是可爱的。办公室离小区走路大概十分钟，我一般走外面靠马路的一条路，走多了，路边小店里的小哥看到我都会说morning，隔三差五还会碰到一个帅哥在路上遛狗。那天赶时间换了另一个方向的一条小路，一棵开满了粉色花朵的树突然凭空出现，惊艳之余，我才意识到班城的春天到了。

　　不管班加罗尔在本地人眼里经历了怎样的疯狂扩张，从北京搬过去的我还是觉得它有着小城的可爱。我无需坐两小时的地铁，突突车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朋友家，路边到处都是卖小吃的，街角还有一家裁缝店。

　　二月初从班加罗尔离开的那天，雨季未到，它却下起了雨。

　　去年九月刚到班加罗尔的时候，正巧是雨季的最后一个月，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急促又轻盈的雨滴总会准时到来，半小时结束，留下空气中的草木香气。

　　今年的雨季不远了。

　　“印度人约会吗?”

　　在我缺席的这个春节，弟弟的婚礼成了家里最热门的话题。他年前刚订婚，计划在夏天办婚礼。在聊完弟弟的婚礼之后，人们也会将话题转移到我的身上。

　　一位叔叔问我，“印度人是不是很早结婚、生很多个孩子呀?”

　　在探探和blued进军印度市场的时候，一位中国的互联网人也在中印互联网创业群里提起这个话题，半开玩笑地问，“但是印度人约会吗?”“他们只跟自己的另一半出去吧?”

　　群里除了我，还有我的室友、印度女同事b。去往办公室的路上，我俩聊了聊这件事。她觉得又气又好笑，没想到在印度待过一年多的中国人，居然还对印度有着这样的印象。

　　她长我几岁，也没有结婚，在德里长大，之前在班加罗尔读书。我俩在九月初的同一天到的班加罗尔，共享一间大的空旷的公寓，一见就觉得特别投缘。

　　她有一个谈了多年的男友，也在德里做记者，是报道杀人放火的法治记者。两个人是大学同学，一直分分合合。在那间偌大的公寓里，我们分享彼此的心事，聊年龄增长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上带来的改变，做记者的自由与孤独，夜风微凉，我们坐在阳台上，低声细语都随着烟云飘走。

　　前段时间，她告诉我她想结婚了，想拥有自己的小家，一个稳定的陪伴。男友说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她开始尝试跟朋友的朋友见面，寻找新的可能性。“我还挺开心的!虽然遇到的惊吓比惊喜还要多。”她鼓励我多尝试，不要很早就把自己的未来与某一个人绑定。

　　她还在班加罗尔的时候，我们隔三差五就会约别的同事，晚上来家里一起吃饭聊天。一天晚上，我们喝了点酒，临近午夜时分，她提议想吃冰激凌。于是我们三个人出门做了一辆突突车，到了indiranagar的一个冰激凌店。

　　我们点了冰激凌坐在店外的长椅上，看着店里坐的一对对情侣，亲密地低声细语。我和她相视一笑，“印度人约会吗?”

　　不可否认，我所接触的印度非常有限，身边能聊的朋友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但随着印度的飞速城市化，这一人群也正在迅速壮大。我问朋友印度自由恋爱的比例，得到的答案都是“很少”，但在大城市，“先恋爱再安排”的类型越来越多。

　　我在indiranagar的酒吧区见过穿着迷你裙的年轻女生，也在小镇见过身着黑袍坐在摩托车上，与丈夫没有任何肢体接触的妻子。

　　不过，印度的传统仍根深蒂固，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比中国要明显得多。

　　有天，和朋友一起看电影《炙热》，其中一位女主角去邻村给自己的儿子找对象，儿子给妈妈打电话说，“你最好保证她很漂亮，不然你告诉她们家我可是要退货的!”

　　“退货”这个词让我很不舒服，问朋友是不是还有这么极端的情况存在。他说是的，在极少的地方。

　　有已婚同事曾问过我，中国的大城市是不是未婚同居很普遍，我给了肯定的答复后，他很惊讶。他和妻子是先结婚后恋爱，是纯粹的包办婚姻。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因为自由恋爱不被接受，结婚反倒成为了恋爱的前置条件。

　　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听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结局有喜有悲，但往往都因为外在阻力而焕发出不一样的色彩。

　　有人和相识七八年的好朋友谈了恋爱，跨越宗教阻隔结为伴侣，两个人生活在班加罗尔，养了两只猫。还有一对跨宗教结为伴侣，他们的故事更是波折，女生跟大学男友登记结婚，等到确认信送到家里父母才知情，此后的十余年断绝往来，等到小孩出生才逐渐解冻。

　　还有一位朋友，跟大学女友谈了四年的恋爱，对方生在跨种姓家庭，女孩子似白纸一张，对种姓阻隔毫无概念，但男生家庭却坚决不同意，漫长的纠葛之后，两人黯然分手。

　　事情已经过去近五年，男生提起这件事仍然感到难过。

　　在回国前，我还听说了有父母因为孩子自由恋爱而自杀的坏消息，更让我沮丧的是，父母并不是以此为要挟，而是真的觉得无颜面对周遭的非议。

　　这种“同侪压力”也出现在我爸妈的身上。有一次我爸跟我说，身边的朋友都有孙子带，他感觉自己像“一条孤独的老狗”。

　　幸而我还有个弟弟，今年正月十五，他和长他五岁的女友领了结婚证。父母的反对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几乎匿迹，他选择了自己的另一半，也接棒给我爸妈上了一堂放手教育课。

　　到班加罗尔的第三天晚上，我和她还有另外一个女同事，坐在公寓的地板上边吃饭边聊天。她们是同一所学校毕业，自然聊起了学校，和学校里受欢迎的男同学。

　　我问她会有来自父母逼婚的压力吗，她说当然有，但也已经过了最剑拔弩张的时候。“前两年他们催得比较紧，看我无动于衷，现在也就不太说了。”她说。

　　“那他们希望你出去约会吗?”

　　“约会……他们希望我和那种’结婚备选对象’约会，而不是随便约会。”她冲我眨了眨眼。

　　“印度的记者什么样啊?”

　　从家里再回到北京，和之前的朋友见面聊了聊近况。他们基本上都还在国内的主流媒体做记者，奔跑在突发新闻的一线。

　　其中一位前不久在香港浸会大学访学，有来自印度、日本、香港等多个地区的同事。我们聊起了“外媒记者”。

　　她告诉我，一次大家讨论“该不该把直接引语给采访对象看”的问题，有几个记者寸步不移地坚持这是违反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是“没做好自己的分内之责，让采访对象来替自己做功课”。

　　“印度的记者和从业环境怎么样啊?”她问我。

　　在印度与同事朝夕相处的半年，我们有过数不清开怀大笑的时刻，唯一真的红过脸争吵过的问题就是新闻操作准则上的分歧。

　　去年十月，有一行二十多人的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来印度考察市场，其中一个行程是拜访某国际风投公司的印度合伙人。面对来自中国的创业者，合伙人言无不尽，毫无保留地分析了当时印度创投圈的焦点事件，说数据本地化是印度创业者为了避免竞争搞事情，说方言平台可能对facebook印度社交巨头的地位发起实质性的挑战。

　　除了我之外，当时还有印度的主编和另一位同事在场。

　　这些对记者来说可遇而不可求的表态，我们想整理成采访发布，对方公关部婉拒了，称事先并未知悉内容将作为采访，此时不便对外发声。

　　主编当即大为光火。当时我和他坐着突突车，在去往另一次采访的路上，因为这件事越吵声音越大，到了目的地才被迫消停，谁也没能说服谁。

　　“我们是一家媒体，他当时也知道有记者在场，既然觉得不便公开发声，那为什么当时要说这些话呢?”

　　“你说是这么说，但你应该也很清楚他当时能那么坦诚，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从中国来的创业者，而不是记者吧?”

　　“他说的那些话都是事实，我们都有录音，我们也不需要他同意。”

　　“你说的没错。但我们作为媒体，也是需要维护采访对象的关系的呀。为了发这一次稿子，如果因此失去了一个采访对象，有必要吗?”

　　“这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我有个好故事，我为什么不能发?”

　　“为了建立更长期的关系呀。”

　　“在印度这样是行不通的。他们永远只会选择对大的媒体发声，同样一件事，我告诉《经济时报》可以到达更多的读者，我为什么告诉你?”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印度的媒体格局与美国类似，大媒体都由财团掌控，是自负盈亏的生意，媒体之间竞争激烈，有时候一点风吹草动就要“搞个大新闻”。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印度的公司也更主动地去掌控舆论的主动权，大多都很愿意对外发声。

　　而中国公司却截然不同。很多时候，愿意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国公司在印度的员工，给中国负责海外业务部门发的采访请求经常没有回应。

　　甚至有几次，在我们的稿子做完之后，中国公司那边又找上门来要求不发甚至撤稿。理由五花八门，印度员工未得到授权，印度员工不了解核心信息说的并不准确，信息对外披露将影响竞争。

　　一次对方公关找上门，甚至问我，是否给接受我采访的印度员工付了钱。还暗示我，他们可能会因为接受我的采访而工作不保。

　　“那就再写一篇稿子报道他们随便开人呀。”这样的事情三番两次地发生，印度同事开始调侃这是“typical chinese”。

　　我想曲线救国。撤稿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据自己的信源力所能及地做到了平衡，中国公司自己不发声是你们的事，现在既然觉得信息不准确，那不如争取一下你们更高层的人出来发声的机会。至少建立一个联系，而不是保持对立。

　　同事将信将疑。不过，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深刻的不信任，第一次有一个媒体，是有来自两个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我们在日常的相处里，在笑声和争吵中，逐渐突破强加在对方身上的刻板印象。

　　你会有心理落差吗?

　　我带着满身风尘和被晒伤的脸，还有一箩筐的好故事，见到了老朋友。“你看起来比之前开心多了耶!”仿佛小女孩揣在兜里的糖果被发现，却乐于跟大家分享。他们没有担心我吃得习不习惯，住得好不好，而是关心我快不快乐。

　　之前有一次在采访的时候，一家公司的公关问我，“你从财新出来，会有心理落差吗?”

　　和团队一起开会的时候，同事胡剑龙也问了我类似的问题。我当时没怎么犹豫，对我而言这份经历早就不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换了一个地方生活，我也换了一种新的视角审视自己。

　　说遗憾是有的。毕业的时候，我的打算是在一个装备齐整的新闻编辑室干三年，打磨自己最基本的记者功底，也更直接地理解中国。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提前离开，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没有成长为一个完全合格的记者。

　　开会的时候，我用英文说了一大段，非母语表达反而让我更自如地说出了最真实的想法。在当时的我看来，留在北京做记者，在一个又一个机构之间跳来跳去，吐槽雾霾地铁和房价却束手无策，不是我十年后想成为的自己。

　　而且，他描述的愿景和正在尝试的努力，确实“忽悠”到了我。

　　作为一个人口与中国旗鼓相当、又国土相邻的大国，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印度的了解确实少得可怜。在阿里、腾讯、头条、滴滴都把印度作为国际化的重要一站，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前赴后继飞往南亚次大陆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却很少听到来自印度的声音。

　　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中国也成为了包括印度在内新兴国家的标杆。中国在发生什么，中国的市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印度的年轻创业者和投资人们对这些信息求之若渴，却总觉得不足够。

　　前几天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印度的投资人找到我，跟我聊了二十分钟的中国在线音频市场，他们想在印度投类似的项目。

　　聊完觉得开心，好像之前一直在想象的“bigger picture”突然落到了实处，希望成为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班加罗尔的时候，我强迫自己每周约两个投资人或者创业者见面，也收获了诸多惊喜，这位投资人就是其中之一。采访之前，我略微紧张，他见到我就开始问我的名字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自然得聊了起来。

　　印度也彻底地治愈了我的轻微社交恐惧，一个人忙里偷闲地走了很多个地方，见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神奇的是，班加罗尔却始终如影随形。

　　春节假期在大吉岭，碰到一个在班加罗尔工作的人，聊了一下，是一位it工程师;之后到了斯里兰卡，半夜在青旅的阳台看月亮，旁边坐的男生说他也从班加罗尔来，是一家创业公司的创始人。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在外面碰到从班加罗尔来的人，一半可能是it工程师，另一半可能就是创业的。

　　班加罗尔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在印度的时候，总有人会问我，“你是韩国人吗?”“你是日本人吗?”在他们眼里，一个中国的年轻女孩子一个人在印度，仍然是一件稀奇事。

　　但就是在这个很多人都为安全担忧的国家，我却尝试了很多之前想做都不敢做的事。在科钦海边的公路上，第一次骑摩托车的我把车开到了80公里，被我甩在身后的叔叔还对我按喇叭示意。

　　在pondicheery的海边，不会游泳的我慢慢朝着浪花往里走，让海浪温柔地扑进我的怀里，从此克服了对海的恐惧。

　　跨年夜，我在班加罗尔郊外的村子里，围着篝火坐，听一个欧洲小国的男生唱《加州旅馆》，看过午夜的烟火，在树上的帐篷里入眠。

　　这是我在北京从未感觉过的温柔。

　　在北京的时候，我做过很多关于残障人士的报道，他们大多活在暗处，抱团取暖。一天晚上，在班加罗尔的一个小公园里，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一幕。

　　一个看上去是七八岁的小男孩腿脚不便，战战巍巍地小步向前挪动，他的妈妈站在两步开外的地方，轻声对他说着什么。我请身边的朋友为我翻译，她说的是，“不用怕，慢慢来，你不会摔倒的。摔倒了也没关系，你可以再站起来的。”

　　在班加罗尔，我也像这个男孩一样，努力克服对广阔世界欠缺的想象力。在异乡，我终于找到治愈的机会，重新赋予生活意义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