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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伯杰,印度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思考印度》季刊主编》。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11月19日在高山大学(gasa)印度站的课程分享整理而成。
本文作者
去年环球时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洞朗对峙”,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参会。在场的嘉宾还有解放军的将军和印度工商会的北京代表。会上,中印双方都吵起来了。
后来主持人问我,能不能解释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我说了一句话:
“从宏观上中国小看印度,印度不大看中国,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
今天我不代表印度政府,也不代表中国,就是个人看法,从客观的情况来探讨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首先谈谈三个阶段的中印形象:
第一个阶段
文明对话中形成的形象:印度人认为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是最大的受益者。
大家都说中国和印度都有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但我个人认为,思想、技术、商品、人文交流是一种循环性的交流。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不是某一个群体或某一个国家独立创造的。
比如,人们普遍认为佛教是从印度流传到中国去的。我虽然同意佛教确实是从印度流传到中国的,但并不是直接去中国,而是绕了很长的路,沿着中亚国家到中国西部,再到中国内地。沿路吸收了包括中国的道教、儒家在内的很多东西,从而最终创造了一个新的产物: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是一个新产品,不是印度的佛教。
印度作为佛教的重要基地,从1世纪到8世纪,甚至到宋代,佛教高僧去中国的人很多,比如鸠摩罗什的父亲。他们留下的游记或者翻译的佛经,都留在中国。后来印度梵文的好多东西都消失了,没有留下。好在中国保存了这些经典,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我觉得这是空前的,创造了整个亚洲佛教文献的文献库。整个亚洲文化都有这些人的功劳。
另外如制糖、造纸、茶叶还有丝绸等技术,都是从中国流传到印度,当然也不一定是直接的。比如茶叶在印度语直接读“加叶”,纸的单词却不是中文音译,而是通过中亚的词汇转换而来。这就让印度人认为造纸术是中亚传来的,其实它是中国的发明。
如果我们能够效仿当时这些高僧的精神,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互不信任、互不了解的状态可能会改善。虽然我们有两千年的交流历史,但是对彼此的认识这么少,这是无法想象的。
在古代,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流是良性的,而正是因为这个良性的交流,往往一些问题就被忽略了。
比如,印度最早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献记载的传统,而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古籍,所以印度人认为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是最大的受益者。
同时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政权的问题,7世纪左右,王玄策四次到访印度。前两次亲自见到了王,第三次来的时候,恰逢宰相篡位,王玄策被宰相赶走了。
郑和下西洋期间,郑和包括历史上其他中国使者虽然有能力,但没有吞并一个国家,也没有执行扩张主义的政策,但是航行途中还是会有少数不愉快的事情。印度的邻国斯里兰卡国王被抓到南京,第二年才被送回。但航海到印度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就造成了印度的优越感,我称之为“印度的自大情节”,去年印度的内务部长曾发言说“印度在文化上控制并支配了中国两千年”。我觉得过分,这说明他不认识历史,不了解实况。但他的话依据是什么呢?其实他引用了胡适的一篇文章,把胡适的话歪曲了一些。
胡适在《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里说:“到了印度则不出一兵,只派几个传教士来,用文化来征服我们,自唐代以后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很盛,我们也常攘人去学经,去留学,他们的文化是指示我们去作神仙去作菩萨,不是叫我们去作人,却是去作鬼。然而我们的文化却渐渐屈伏了。”
这些话是新文化运动背景下说的,所以可以理解,但也说明彼此的认识不够。
第二阶段
殖民时期的形象:中国人认为印度人没有勇气推翻英国政府的统治。
中印有过相互同情和支持的阶段。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几乎推翻了英国统治,但因为印度诸侯相互竞争,帮助英国人镇压起义,结果就失败了。印度民族起义和太平天国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客观上,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同情。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的奏折里都有记载,当时英国在中国驻扎的士兵大部分来自印度,这些印度士兵看了太平天国的经过,支持太平天国,反对英国的领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英国在印度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因为英国从印度派了很多士兵来镇压太平天国。
大家可能听说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援华大夫柯棣华。他很年轻,1938年去中国,因为劳累得了癫痫,1942年就在中国抗战中去世了。他娶了一个中国老婆郭庆兰女士,他们的儿子取名为“柯印华”,寓意中印之间美好的友谊时代长存。每次中国领导访问印度,都会拜访柯印华的家属。
但中印之间也有一些负面事情存在。
19世纪末清政府怀疑英国在西藏搞鬼,派黄楙才、马建忠、吴广霈来印度考察。他们在游记里写到,印度人要为沦为殖民地的现状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推翻英国政府的统治。
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印度大吉岭待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印度没有任何可学习的东西,因为印度是一个死国。
鲁迅同样也痛斥印度,他批评泰戈尔支持殉葬,认为泰戈尔来自一个被征服的国家,被征服的国家不能出现天才和名人,把他说成一个毒花。这说明鲁迅对泰戈尔也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所有信息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些作家。
此外,很多在上海的锡克教(印度一神教)教徒参与了镇压学生运动。所以锡克教徒的形象在中国很负面。很多中国人称呼印度人为“阿三”,跟锡克教徒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阶段
印度独立后的形象:边界问题出现,印度认为中国不如印度,而中国认为印度没有优越性。
印度独立以后,中印之间第一次出现问题是1847年,作为总理的尼赫鲁举办了亚洲关系研讨会,邀请了27个国家前来,其中把西藏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邀请来了。甚至用的地图也把西藏画在中国地图之外。虽然后来印度改了地图,但这个问题已经出现,说明当时中印良性关系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矛盾,两国没有坦率的交流。
这样一来,边界问题就出现了。
中印边界分三段,西段实际控制权在中国,东段好多小地方实际控制权在印度。争端最大的地区藏南,实际控制权就在印度。
1954年,中印双方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有关西藏的贸易和其他问题的谈判都结束了,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双方都没有提出边界问题。
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提出,因为中国的主要精力在西方,希望先在西方巩固相应的权利。但是印方为什么没有提出,我难以理解。我认为如果当时印度提出来,中国政府可能会显示积极性。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没办法。
后来印度坚持的立场,我个人认为有问题。1960年周恩来在印度谈判的时候说,我们要遵守现实的客观情况。就是希望印度“以东换西”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印度不想谈,因为这段也要,那段也要,我觉得过分,这是不现实的。
80年代印度谈判的政策和态度有点愚蠢。当时又提出要一段一段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谈判讨价还价的价值就失去了。
我认为“以东换西”的方法最理想,中国的前外交官也支持这个观点。但在80年代,印度没有一举解决,到了现在,这个问题更难解决了。
发生边界冲突以后,印度依旧还保留着一定的优越感。
比如印度的铁路1853年建的,而中国是1876年。中国打败日本的时候,全国范围内只有27000公里的铁路线,而印度有53596公里的铁路线;
当时中印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但印度的外汇比中国高一些。
印度独立后,自认为它的优势就是政治制度,有媒体自由,有独立司法和立法,认为中国不如印度。
然而中印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扩大,现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的5倍。有了这个差距,好多中国朋友的尾巴翘起来了。中国朋友来印度,觉得特脏特乱,没有秩序。觉得印度优越性一无所有,宗教、民主制度、媒体自由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什么好处。
中国朋友这样看印度,我觉得是肤浅的。作为印度人,我认为印度的潜力非常大,只不过没找到正确的方向来凝聚国家力量。不过印度和中国模式不一样,印度主要以服务业为主,所以基建和制造没有起来,任务还比较艰难。
总结
很多印度学术界的人说中国像一个喷火的龙,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烧掉。但我觉得印度必须承认中国的崛起,要改变把中国作为敌人的状态。
与此相对应的,中国必须要承认印度不是一个小国。印度是现在全球六大经济体,不管印度的基建做得好还是不好,我认为将来的十年里,印度肯定会成为全球的第三大经济体。
现如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很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对称。比如约占全球人口4%的美国消费总量13万亿,接近去年中国的整个gdp。印度和中国共占全球人口的40%,但消费总量还达不到去年印度的gdp。
而在17世纪,印度和中国就在全球经济中共占比50%,这是相当厉害的格局。那么我们能否恢复这种格局,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要改善这个格局,中印双方必须合作。
美国搞印太战略,希望印度加入这个战略。但印度到目前还比较谨慎,不希望引起中国不满。印度希望中国也成为印太的一个成员。只要双方采取务实的态度,合作的余地还很大。
现在我们搞印度制造,也有不少中国产业到印度来投资。比如华为和中兴已经在印度做了十几年。中国智能手机占印度57%的市场,而且当地化非常快。
今年的武汉非正式会晤以后,我估计中国会准入印度的制药。这个对解决双方的贸易逆差有利,因为印度老抱怨逆差特别大。中美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也并非坏事,尤其农业产品,因为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量很大,如果中国从印度买这些大豆,就会一定程度上改善贸易逆差问题。
狄伯杰,印度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思考印度》季刊主编》。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11月19日在高山大学(gasa)印度站的课程分享整理而成。
本文作者
去年环球时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洞朗对峙”,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参会。在场的嘉宾还有解放军的将军和印度工商会的北京代表。会上,中印双方都吵起来了。
后来主持人问我,能不能解释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我说了一句话:
“从宏观上中国小看印度,印度不大看中国,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
今天我不代表印度政府,也不代表中国,就是个人看法,从客观的情况来探讨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首先谈谈三个阶段的中印形象:
第一个阶段
文明对话中形成的形象:印度人认为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是最大的受益者。
大家都说中国和印度都有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但我个人认为,思想、技术、商品、人文交流是一种循环性的交流。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不是某一个群体或某一个国家独立创造的。
比如,人们普遍认为佛教是从印度流传到中国去的。我虽然同意佛教确实是从印度流传到中国的,但并不是直接去中国,而是绕了很长的路,沿着中亚国家到中国西部,再到中国内地。沿路吸收了包括中国的道教、儒家在内的很多东西,从而最终创造了一个新的产物: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是一个新产品,不是印度的佛教。
印度作为佛教的重要基地,从1世纪到8世纪,甚至到宋代,佛教高僧去中国的人很多,比如鸠摩罗什的父亲。他们留下的游记或者翻译的佛经,都留在中国。后来印度梵文的好多东西都消失了,没有留下。好在中国保存了这些经典,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我觉得这是空前的,创造了整个亚洲佛教文献的文献库。整个亚洲文化都有这些人的功劳。
另外如制糖、造纸、茶叶还有丝绸等技术,都是从中国流传到印度,当然也不一定是直接的。比如茶叶在印度语直接读“加叶”,纸的单词却不是中文音译,而是通过中亚的词汇转换而来。这就让印度人认为造纸术是中亚传来的,其实它是中国的发明。
如果我们能够效仿当时这些高僧的精神,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互不信任、互不了解的状态可能会改善。虽然我们有两千年的交流历史,但是对彼此的认识这么少,这是无法想象的。
在古代,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流是良性的,而正是因为这个良性的交流,往往一些问题就被忽略了。
比如,印度最早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献记载的传统,而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古籍,所以印度人认为中国在文化交流中是最大的受益者。
同时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政权的问题,7世纪左右,王玄策四次到访印度。前两次亲自见到了王,第三次来的时候,恰逢宰相篡位,王玄策被宰相赶走了。
郑和下西洋期间,郑和包括历史上其他中国使者虽然有能力,但没有吞并一个国家,也没有执行扩张主义的政策,但是航行途中还是会有少数不愉快的事情。印度的邻国斯里兰卡国王被抓到南京,第二年才被送回。但航海到印度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就造成了印度的优越感,我称之为“印度的自大情节”,去年印度的内务部长曾发言说“印度在文化上控制并支配了中国两千年”。我觉得过分,这说明他不认识历史,不了解实况。但他的话依据是什么呢?其实他引用了胡适的一篇文章,把胡适的话歪曲了一些。
胡适在《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里说:“到了印度则不出一兵,只派几个传教士来,用文化来征服我们,自唐代以后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很盛,我们也常攘人去学经,去留学,他们的文化是指示我们去作神仙去作菩萨,不是叫我们去作人,却是去作鬼。然而我们的文化却渐渐屈伏了。”
这些话是新文化运动背景下说的,所以可以理解,但也说明彼此的认识不够。
第二阶段
殖民时期的形象:中国人认为印度人没有勇气推翻英国政府的统治。
中印有过相互同情和支持的阶段。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几乎推翻了英国统治,但因为印度诸侯相互竞争,帮助英国人镇压起义,结果就失败了。印度民族起义和太平天国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客观上,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同情。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的奏折里都有记载,当时英国在中国驻扎的士兵大部分来自印度,这些印度士兵看了太平天国的经过,支持太平天国,反对英国的领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英国在印度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因为英国从印度派了很多士兵来镇压太平天国。
大家可能听说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援华大夫柯棣华。他很年轻,1938年去中国,因为劳累得了癫痫,1942年就在中国抗战中去世了。他娶了一个中国老婆郭庆兰女士,他们的儿子取名为“柯印华”,寓意中印之间美好的友谊时代长存。每次中国领导访问印度,都会拜访柯印华的家属。
但中印之间也有一些负面事情存在。
19世纪末清政府怀疑英国在西藏搞鬼,派黄楙才、马建忠、吴广霈来印度考察。他们在游记里写到,印度人要为沦为殖民地的现状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推翻英国政府的统治。
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印度大吉岭待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印度没有任何可学习的东西,因为印度是一个死国。
鲁迅同样也痛斥印度,他批评泰戈尔支持殉葬,认为泰戈尔来自一个被征服的国家,被征服的国家不能出现天才和名人,把他说成一个毒花。这说明鲁迅对泰戈尔也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所有信息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些作家。
此外,很多在上海的锡克教(印度一神教)教徒参与了镇压学生运动。所以锡克教徒的形象在中国很负面。很多中国人称呼印度人为“阿三”,跟锡克教徒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阶段
印度独立后的形象:边界问题出现,印度认为中国不如印度,而中国认为印度没有优越性。
印度独立以后,中印之间第一次出现问题是1847年,作为总理的尼赫鲁举办了亚洲关系研讨会,邀请了27个国家前来,其中把西藏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邀请来了。甚至用的地图也把西藏画在中国地图之外。虽然后来印度改了地图,但这个问题已经出现,说明当时中印良性关系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矛盾,两国没有坦率的交流。
这样一来,边界问题就出现了。
中印边界分三段,西段实际控制权在中国,东段好多小地方实际控制权在印度。争端最大的地区藏南,实际控制权就在印度。
1954年,中印双方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有关西藏的贸易和其他问题的谈判都结束了,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双方都没有提出边界问题。
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提出,因为中国的主要精力在西方,希望先在西方巩固相应的权利。但是印方为什么没有提出,我难以理解。我认为如果当时印度提出来,中国政府可能会显示积极性。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没办法。
后来印度坚持的立场,我个人认为有问题。1960年周恩来在印度谈判的时候说,我们要遵守现实的客观情况。就是希望印度“以东换西”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印度不想谈,因为这段也要,那段也要,我觉得过分,这是不现实的。
80年代印度谈判的政策和态度有点愚蠢。当时又提出要一段一段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谈判讨价还价的价值就失去了。
我认为“以东换西”的方法最理想,中国的前外交官也支持这个观点。但在80年代,印度没有一举解决,到了现在,这个问题更难解决了。
发生边界冲突以后,印度依旧还保留着一定的优越感。
比如印度的铁路1853年建的,而中国是1876年。中国打败日本的时候,全国范围内只有27000公里的铁路线,而印度有53596公里的铁路线;
当时中印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但印度的外汇比中国高一些。
印度独立后,自认为它的优势就是政治制度,有媒体自由,有独立司法和立法,认为中国不如印度。
然而中印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扩大,现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的5倍。有了这个差距,好多中国朋友的尾巴翘起来了。中国朋友来印度,觉得特脏特乱,没有秩序。觉得印度优越性一无所有,宗教、民主制度、媒体自由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什么好处。
中国朋友这样看印度,我觉得是肤浅的。作为印度人,我认为印度的潜力非常大,只不过没找到正确的方向来凝聚国家力量。不过印度和中国模式不一样,印度主要以服务业为主,所以基建和制造没有起来,任务还比较艰难。
总结
很多印度学术界的人说中国像一个喷火的龙,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烧掉。但我觉得印度必须承认中国的崛起,要改变把中国作为敌人的状态。
与此相对应的,中国必须要承认印度不是一个小国。印度是现在全球六大经济体,不管印度的基建做得好还是不好,我认为将来的十年里,印度肯定会成为全球的第三大经济体。
现如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很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对称。比如约占全球人口4%的美国消费总量13万亿,接近去年中国的整个gdp。印度和中国共占全球人口的40%,但消费总量还达不到去年印度的gdp。
而在17世纪,印度和中国就在全球经济中共占比50%,这是相当厉害的格局。那么我们能否恢复这种格局,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要改善这个格局,中印双方必须合作。
美国搞印太战略,希望印度加入这个战略。但印度到目前还比较谨慎,不希望引起中国不满。印度希望中国也成为印太的一个成员。只要双方采取务实的态度,合作的余地还很大。
现在我们搞印度制造,也有不少中国产业到印度来投资。比如华为和中兴已经在印度做了十几年。中国智能手机占印度57%的市场,而且当地化非常快。
今年的武汉非正式会晤以后,我估计中国会准入印度的制药。这个对解决双方的贸易逆差有利,因为印度老抱怨逆差特别大。中美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也并非坏事,尤其农业产品,因为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量很大,如果中国从印度买这些大豆,就会一定程度上改善贸易逆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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