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在黑天鹅、灰犀牛频发的时代，超越“一带一路陷阱”-凯发k8官方首页

　　2017年对“一带一路”倡议而言，绝对是个“大年”：5月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实现了“丝路铺金砖”;10月“一带一路”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与此同时，在这一整年里，笔者也听到了不少负面评价。这些负面评价可以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眼中，常将“一带一路”看做是中国陷阱，是中国对冲西方影响、力图另起炉灶的阳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眼中，又常将“一带一路”看做是中国馅饼、中国红包，有利则参与之，无利则摈弃之。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一些负面评价，如认为“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救世主”心态，中国热衷于在国际社会“好大喜功”，是“花钱买好评”等等。

　　当然，笔者也不赞同另外一种心态，即一谈“一带一路”就认为好得不得了，这纯粹是以宣传的口吻与国际社会交流，体现了极强的自负与民族主义心态。其实，笔者跟踪研究“一带一路”四年，去了几乎有所国内边疆省份，几十个丝路沿线以及相关国家。我感觉越深入了解这一倡议，就越不会轻易评价其好坏，她就如同一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取决于对其用心推进的度，对其投入负责的程度。因此，不需要对“一带一路”唱高调，也不需要唱衰这一努力。

　　在黑天鹅、灰犀牛频发的时代，“一带一路”增添了一抹亮色以及确定性，即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确定性，中国充分融入国际社会的确定性，中国坚定参与全球治理的确定性。判断“一带一路”是机遇还是陷阱，要看其内涵实质，即如何定位“一带一路”，该战略的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基础是互联互通(connectivity)的，既要打通发展痛点，也要仰望人文高点。今天国际社会需要互联互通，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之后依然需要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早期建设需要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长期建设需要政策沟通、人心相通。

　　最近，笔者在十九大之后赴欧洲三国访问——荷兰、捷克、奥地利，三国均对“一带一路”高度关注。中国机遇对欧洲特别是中东欧的影响是扎实显现的。例如，2012年赴捷克旅游的中国人只有三万人，到2017年赴捷克的中国游客达到了50万人。但笔者在访问期间看到一则《产经新闻》2017年11月28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一场演讲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全力参与太平洋和印度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祸患远远大于利益。在其眼中，“‘一带一路’陷阱”有两重含义：债务风险、就业风险。

　　债务风险

　　蒂勒森指出，中国为获得基建项目而进行的投资，将致使接受投资的国家形成庞大债务。从投资合同上分析，蒂勒森还强调称，被投资国很容易陷入债务不履行困境。东南亚国家还是应该以美国为核心，团结一致地对抗中国强势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不能被中国庞大的资金所控制。

　　在早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重要基础设施项目通常需要数十亿、百亿美元的投资，且投资周期长，中央企业或国有企业是主力。这样的项目往往需要多方或多个国家的参与，中国国内的银行或项目国家的银行在资金规模和服务能力方面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需要共商、共建、共享。过去四年，中国政府一方面推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建设，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基于bot形式的ppp模式，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同时，“一带一路”越来越重视能够发挥软联通作用的轻资产项目，这些项目的主体往往是民营企业、跨国公司。

在斯里兰卡，汗班托塔港现在以99年租期租给了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

　　对很多国家而言，关键问题不是债务风险而是连必要的基础设施都没有。例如，老挝处于中南半岛的交通枢纽地带，但该国的交通非常不便，国内仅有一条约3.5公里长的铁路，还是于2009年才通车运营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420公里的中老铁路开建，承载着老挝从“陆锁国”到“陆连国”的转变之梦。建成后，将极大提高该国运输效率和便利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老铁路项目预计总投资7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00亿元，由中老双方按70%和30%的股比合资建设，中老铁路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共同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联通的境外铁路项目。在投融资安排上，曾出现过质疑，认为总投资70亿美元，超过老挝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认为中老高铁给老挝带来高负债的说法，源于只看到70亿美元投资总数额，而中老铁路由中老双方按7：3的股比合资建设，老挝需要承担的只是总投资额中的30%，即为21亿美元。而且对于融资，中国给予了老挝足够的优惠政策。首先，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意提供30年期低息贷款，老挝需承担的总额是21亿美元，不算利息，按30年的还款期限计算，每年也只需要还款0.7亿美元。此外，中老双方同意以“资源换资本”，老挝主要向中国提供钾碱。

　　总体来看，在“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融资问题上，中国坚持“一国一策”、因地制宜。例如，中泰铁路，泰方是独立自行融资。在实践过程中，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中国坚持以经济社会效益为导向，严防给项目国造成新的债务风险和财政负担。

　　2017年对“一带一路”倡议而言，绝对是个“大年”：5月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实现了“丝路铺金砖”;10月“一带一路”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与此同时，在这一整年里，笔者也听到了不少负面评价。这些负面评价可以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眼中，常将“一带一路”看做是中国陷阱，是中国对冲西方影响、力图另起炉灶的阳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眼中，又常将“一带一路”看做是中国馅饼、中国红包，有利则参与之，无利则摈弃之。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一些负面评价，如认为“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救世主”心态，中国热衷于在国际社会“好大喜功”，是“花钱买好评”等等。

　　当然，笔者也不赞同另外一种心态，即一谈“一带一路”就认为好得不得了，这纯粹是以宣传的口吻与国际社会交流，体现了极强的自负与民族主义心态。其实，笔者跟踪研究“一带一路”四年，去了几乎有所国内边疆省份，几十个丝路沿线以及相关国家。我感觉越深入了解这一倡议，就越不会轻易评价其好坏，她就如同一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取决于对其用心推进的度，对其投入负责的程度。因此，不需要对“一带一路”唱高调，也不需要唱衰这一努力。

　　在黑天鹅、灰犀牛频发的时代，“一带一路”增添了一抹亮色以及确定性，即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确定性，中国充分融入国际社会的确定性，中国坚定参与全球治理的确定性。判断“一带一路”是机遇还是陷阱，要看其内涵实质，即如何定位“一带一路”，该战略的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基础是互联互通(connectivity)的，既要打通发展痛点，也要仰望人文高点。今天国际社会需要互联互通，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之后依然需要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早期建设需要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长期建设需要政策沟通、人心相通。

　　最近，笔者在十九大之后赴欧洲三国访问——荷兰、捷克、奥地利，三国均对“一带一路”高度关注。中国机遇对欧洲特别是中东欧的影响是扎实显现的。例如，2012年赴捷克旅游的中国人只有三万人，到2017年赴捷克的中国游客达到了50万人。但笔者在访问期间看到一则《产经新闻》2017年11月28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一场演讲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全力参与太平洋和印度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祸患远远大于利益。在其眼中，“‘一带一路’陷阱”有两重含义：债务风险、就业风险。

　　债务风险

　　蒂勒森指出，中国为获得基建项目而进行的投资，将致使接受投资的国家形成庞大债务。从投资合同上分析，蒂勒森还强调称，被投资国很容易陷入债务不履行困境。东南亚国家还是应该以美国为核心，团结一致地对抗中国强势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不能被中国庞大的资金所控制。

　　在早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重要基础设施项目通常需要数十亿、百亿美元的投资，且投资周期长，中央企业或国有企业是主力。这样的项目往往需要多方或多个国家的参与，中国国内的银行或项目国家的银行在资金规模和服务能力方面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需要共商、共建、共享。过去四年，中国政府一方面推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建设，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基于bot形式的ppp模式，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同时，“一带一路”越来越重视能够发挥软联通作用的轻资产项目，这些项目的主体往往是民营企业、跨国公司。

在斯里兰卡，汗班托塔港现在以99年租期租给了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

　　对很多国家而言，关键问题不是债务风险而是连必要的基础设施都没有。例如，老挝处于中南半岛的交通枢纽地带，但该国的交通非常不便，国内仅有一条约3.5公里长的铁路，还是于2009年才通车运营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420公里的中老铁路开建，承载着老挝从“陆锁国”到“陆连国”的转变之梦。建成后，将极大提高该国运输效率和便利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老铁路项目预计总投资7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00亿元，由中老双方按70%和30%的股比合资建设，中老铁路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共同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联通的境外铁路项目。在投融资安排上，曾出现过质疑，认为总投资70亿美元，超过老挝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认为中老高铁给老挝带来高负债的说法，源于只看到70亿美元投资总数额，而中老铁路由中老双方按7：3的股比合资建设，老挝需要承担的只是总投资额中的30%，即为21亿美元。而且对于融资，中国给予了老挝足够的优惠政策。首先，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意提供30年期低息贷款，老挝需承担的总额是21亿美元，不算利息，按30年的还款期限计算，每年也只需要还款0.7亿美元。此外，中老双方同意以“资源换资本”，老挝主要向中国提供钾碱。

　　总体来看，在“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融资问题上，中国坚持“一国一策”、因地制宜。例如，中泰铁路，泰方是独立自行融资。在实践过程中，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中国坚持以经济社会效益为导向，严防给项目国造成新的债务风险和财政负担。

　　就业风险

　　随着中国加大对外投资力度，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的警惕心理正在加强。蒂勒森认为，中国在投资参与海外基建项目时，不会热衷雇佣当地居民，反而有大量的中国劳动力被输出到当地，以缓解中国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因此，基建项目与中国的合作，在增加当地就业上也没有好的作用。

　　从理论上分析，基础设施领域的就业创造潜力十分明显。有研究表明，每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带来13000至22000个就业岗位，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创造潜力将更大。此外，中国企业也在改变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之前，很多企业在海外认为，有项目、不污染、能纳税就是履行社会责任，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明白要解决当地就业问题，即要实现充分“本土化”(in where，for where)。例如，自中远海运集团接手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业务以来，不但没有无故解雇工人，反而直接提供和创造就业岗位2600多个，间接提供和创造就业岗位8000多个。曾经的债务危机重创希腊，公司和商铺一家接一家关闭，但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附近的商铺和公司的凯发k8官方首页的合作伙伴则成了例外：不但没有关闭，生意还越来越红火。

12月6日，“一带一路”国际港口城市研讨会在天津举行

　　持久就业不仅要解决工资问题，还要解决技能问题。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由红豆集团等中国企业联合一家柬埔寨企业共同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笔者2016年6月赴该园区调研，当时区内已引入来自中国、欧美、日韩等国家及地区的企业102家，其中84家已生产经营，从业人员达1.6万名。西港特区开创了数个“第一”：柬埔寨政府批准的最大的经济特区;西哈努克省发展最好、就业人口最多的经济特区;第一个联合中国高校培养留学人才的经济特区。红豆集团组织了中方大学生免费讲授中文，资助柬埔寨优秀青年来红豆大学和无锡商院深造;联合无锡商院开办西港特区培训中心，至今已培训当地工人2.3万人次。

　　可见，“一带一路”的就业红利是实实在在的。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合作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入区企业超过1000家，总产值超过50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11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8万个。

　　分裂欧洲风险

　　在欧洲访问时，笔者时常听到“一个欧洲，两种速度”的说法。中东欧、南欧国家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较迟缓，与传统欧洲落差极大，而中国加大对这两片区域的投资导致相关国家对欧洲一体化的离心倾向加大，“两种速度”开始撕裂欧洲。

　　笔者在奥地利时，正好赶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匈牙利，出席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当时一些欧洲媒体的报道，指出中国不断加大对中东欧的投资力度，这对于中国势力“渗透”进欧洲将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和欧盟都对于中国的这个动向非常担忧。欧盟担心中国大量参与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分裂中东欧与西欧原本就不稳固的同盟基础，令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急剧增加。西欧国家对于这个趋势难以容忍，与中国的矛盾或将增加。

　　德国《南德意志报》11月28日在题为《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中国使东欧服从》的文章中称，中国在第六次的中国-中东欧领导人峰会上承诺3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这一举动其实别有用心并且也在利用欧盟的弱点，欧盟应该团结一致面对中国。

　　如果说欧洲有分裂趋向，问题的来源是欧洲自身，而不是中国。其实欧洲从来都不是一体的，欧盟有28个国家，欧元区是19国，申根成员国是26国，内部机制安排极其复杂。如果说欧盟有“共识”：那么这个共识，就是欧盟各成员国缺乏共识，没有统一的声音与立场。此外，自2008年以来，欧洲危机经过几个阶段：从国债危机到美欧关系危机，到难民危机，到公投危机(英国退欧公投、苏格兰独立公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等)，欧洲的价值观大厦在持续动荡中。有欧洲精英认为，极右势力将让欧洲最终走向分裂，内在的原因就是各国的极右势力原来很少互动，而现在这一势力的跨国、跨洲的联动性大大增强。

　　最后，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弥补美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治理赤字。2017年8月，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跨境资本流动缩水了65%。在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跑到世界各地慷慨投资，而纷纷提出“xx优先”的口号，本国的工人和就业比海外投资更加重要。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动力熄火。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规模由1.8万亿美元下降至近1万亿美元，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却与日俱增。所以，“一带一路”不仅有经济功能，也有和平与安全功能，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流动性变差导致各国的经济粘性变弱，战略互疑大大增强。

　　经济下行、互动下降、信心缺失，往往使人们主观上认为陷阱颇多，如防范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执政者可能遇到的“塔西佗陷阱”现象、新兴大国崛起中潜在的“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国家面临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等等。“一带一路”不是陷阱，而是机遇，致力于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可以判断，即使没有“一带一路”，中国人也要全面对外开放，中国企业也要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国际社会也要经济合作、文化通心、智慧对接。“一带一路”的本质是合作共赢的机遇，不要动不动就谈中国在设置陷阱。客观地看待、评估“一带一路”，不需放大，也不必矮化，在这一倡议的建设进程中，大家都是主人。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