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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月以来，先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土耳其采取制裁措施，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又宣布将对土耳其的钢铝关税翻倍，导致土耳其货币里拉出现暴跌，8月10日当天里拉一度下跌近20%。里拉暴跌使土耳其金融市场面临崩盘的重大风险，并呈现出不断外溢的危险趋势，其原因及后续影响遂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国内问题是里拉暴跌根本原因
此番土耳其里拉暴跌刷新了历史纪录，但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却并不是近期才开始的。自2013年以来土耳其里拉一直处于不断贬值的态势，且跌幅逐年扩大，2018年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2018年至今已经贬值了40%左右，从年初的1美元兑3.78里拉跌至8月10日的6.46里拉。
虽然此次土耳其里拉连续暴跌的导火索是美国的制裁，但根本原因在于土耳其经济的内部增长动力不足和对外部资本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土耳其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土耳其以外向型为主、高度依赖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具有内在脆弱性，特别是对外资的高度依赖使土耳其经济易于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
土耳其政府与私营部门均高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而导致外债日益增加，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使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收支平衡存在重大漏洞，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收支平衡表中的货币敞口与错配使土耳其汇率及其经济增长对国际金融市场极其敏感。由于低水平的储蓄率和高水平的美元化负债，加之资本市场开放度高，外资进出自由，土耳其货币里拉日益受到国际短期资本的觊觎，成为世界上最易受到冲击的新兴国家货币之一。
在长期依赖国际资本流入来支撑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土耳其不得不维持较高的利率以吸引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当经济快速增长时掩盖了外部债务规模和融资成本上升的风险，但当经济增长遭遇动力不足，经济增长无法有效弥补借贷成本时，很容易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而引发市场恐慌和资本外逃，脆弱性暴露无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7年土耳其外债规模已经占到gdp的53.2%，其中具有热钱性质的短期外债占到21.2%;预计2018年将进一步上升至54.1%和22.3%，达到了比较危险的水平。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创新能力不足和生产成本上升，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日益减弱，投资、外贸与外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弱化，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而消费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信贷支撑。高企不下的通胀率、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和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并使土耳其的货币政策顾此失彼，日益失效和被动。2017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1.92%，达到了2004年以来最高水平;2018年7月土耳其通货膨胀率更是高达15.85%。国内需求持续强劲和油价上涨，导致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扩大，长期占到gdp的5.5%甚至更高。
2017年11月，标准普尔将土耳其评为新的“脆弱五国”之首，指出土耳其在所选用的七个指标上都十分脆弱，是唯一最脆弱的主权国家。金融和经济脆弱性的凸显使土耳其的国际信用不断被降级，外部突发事件的冲击加剧了里拉的暴跌和金融市场的动荡。
里拉暴跌外溢效应值得警惕
在多重经济困局面前，土耳其政府缺乏有效的政策手段加以应对，面对吸引国际资本流入、降低生产成本、遏制通货膨胀、提高出口竞争力等多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特别是货币政策更是进退维谷，土耳其央行救市措施的无效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前土耳其的利率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且加息将进一步增加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不利于经济增长，埃尔多安本人也多次反对加息，反而主张降息，但降息将不利于遏制通货膨胀。此外，土耳其的外汇储备也较为有限(1077亿美元)，仅占土耳其外部融资需求(约2122亿美元)的一半左右。而且，对于已经实行资本市场开放、高度依赖外部资本的土耳其来说，资本管制这一选项的负面冲击更大，将摧毁土耳其长期改革的成果和内外经济关系的基础。
土耳其也可以向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寻求援助，但将丧失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埃尔多安本人也一直不愿意接受。除欧盟外，来自俄罗斯、卡塔尔、中国等其他国家的资金援助对于土耳其来说也可能是杯水车薪，难以起到实质性支撑作用。因此，土耳其政府可以选择的政策应对措施十分有限。
进入8月以来，先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土耳其采取制裁措施，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又宣布将对土耳其的钢铝关税翻倍，导致土耳其货币里拉出现暴跌，8月10日当天里拉一度下跌近20%。里拉暴跌使土耳其金融市场面临崩盘的重大风险，并呈现出不断外溢的危险趋势，其原因及后续影响遂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国内问题是里拉暴跌根本原因
此番土耳其里拉暴跌刷新了历史纪录，但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却并不是近期才开始的。自2013年以来土耳其里拉一直处于不断贬值的态势，且跌幅逐年扩大，2018年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2018年至今已经贬值了40%左右，从年初的1美元兑3.78里拉跌至8月10日的6.46里拉。
虽然此次土耳其里拉连续暴跌的导火索是美国的制裁，但根本原因在于土耳其经济的内部增长动力不足和对外部资本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土耳其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土耳其以外向型为主、高度依赖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具有内在脆弱性，特别是对外资的高度依赖使土耳其经济易于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
土耳其政府与私营部门均高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而导致外债日益增加，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使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收支平衡存在重大漏洞，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收支平衡表中的货币敞口与错配使土耳其汇率及其经济增长对国际金融市场极其敏感。由于低水平的储蓄率和高水平的美元化负债，加之资本市场开放度高，外资进出自由，土耳其货币里拉日益受到国际短期资本的觊觎，成为世界上最易受到冲击的新兴国家货币之一。
在长期依赖国际资本流入来支撑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土耳其不得不维持较高的利率以吸引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当经济快速增长时掩盖了外部债务规模和融资成本上升的风险，但当经济增长遭遇动力不足，经济增长无法有效弥补借贷成本时，很容易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而引发市场恐慌和资本外逃，脆弱性暴露无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7年土耳其外债规模已经占到gdp的53.2%，其中具有热钱性质的短期外债占到21.2%;预计2018年将进一步上升至54.1%和22.3%，达到了比较危险的水平。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创新能力不足和生产成本上升，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日益减弱，投资、外贸与外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弱化，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而消费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信贷支撑。高企不下的通胀率、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和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并使土耳其的货币政策顾此失彼，日益失效和被动。2017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1.92%，达到了2004年以来最高水平;2018年7月土耳其通货膨胀率更是高达15.85%。国内需求持续强劲和油价上涨，导致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扩大，长期占到gdp的5.5%甚至更高。
2017年11月，标准普尔将土耳其评为新的“脆弱五国”之首，指出土耳其在所选用的七个指标上都十分脆弱，是唯一最脆弱的主权国家。金融和经济脆弱性的凸显使土耳其的国际信用不断被降级，外部突发事件的冲击加剧了里拉的暴跌和金融市场的动荡。
里拉暴跌外溢效应值得警惕
在多重经济困局面前，土耳其政府缺乏有效的政策手段加以应对，面对吸引国际资本流入、降低生产成本、遏制通货膨胀、提高出口竞争力等多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特别是货币政策更是进退维谷，土耳其央行救市措施的无效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前土耳其的利率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且加息将进一步增加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不利于经济增长，埃尔多安本人也多次反对加息，反而主张降息，但降息将不利于遏制通货膨胀。此外，土耳其的外汇储备也较为有限(1077亿美元)，仅占土耳其外部融资需求(约2122亿美元)的一半左右。而且，对于已经实行资本市场开放、高度依赖外部资本的土耳其来说，资本管制这一选项的负面冲击更大，将摧毁土耳其长期改革的成果和内外经济关系的基础。
土耳其也可以向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寻求援助，但将丧失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埃尔多安本人也一直不愿意接受。除欧盟外，来自俄罗斯、卡塔尔、中国等其他国家的资金援助对于土耳其来说也可能是杯水车薪，难以起到实质性支撑作用。因此，土耳其政府可以选择的政策应对措施十分有限。
同时，土耳其里拉暴跌的外溢效应正在逐步显现，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更大范围的金融震荡。目前来看，土耳其里拉暴跌对欧洲金融市场的影响更大，对中东等周边国家也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土欧之间经济联系紧密，欧盟是土耳其的最大经济伙伴，占到土耳其贸易总额的40%以上(其中出口占到47.1%)、外国直接投资的约60%，国际借贷的大部分也来自欧盟国家。土耳其外资银行不少，且占到了土耳其银行业借贷的40%左右，主要也来自欧洲国家。由于投资者担心危机蔓延至欧洲银行，欧洲股市大跌，欧元兑美元也跌至近一年低点。而考虑到美欧金融业之间的密切联系，美国银行业和金融市场也遭遇了震荡。据悉，整个欧元区银行对土耳其的贷款规模约1500多亿美元，主要集中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
鉴于当年希腊债务危机的经验教训，欧洲央行因担心土耳其货币暴跌的冲击，开始检查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银行在土耳其危机中的风险敞口。如果里拉暴跌最终演变为土耳其政府无法控制的债务危机，则欧盟金融市场和欧元必将遭受重大冲击，将进一步改变美欧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土耳其经济失控还很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难民危机，将更是欧盟不能承受之重。
当然，此次里拉暴跌还并没有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外溢效应还有待观察。土耳其政府可能会综合采取加息、向欧洲及中国寻求国际融资等措施来稳定里拉汇率，并通过大规模投资计划、扩大出口、提振经济增长、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来换回市场信心，而意识到重大危险的欧盟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料也不会坐视不理。从长远来看，土耳其作为世界第17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仍在，潜力依然很大，这也将是影响国际市场信心走向的基础性因素。
美国金融霸权与新兴国家的挑战
土耳其里拉暴跌背后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和突然加征钢铝关税就是此番土耳其里拉暴跌的诱发因素，背后反映的是美土关系危机的深化和矛盾的激化。近年来，美土两国在对“居伦运动”、中东库尔德人、土耳其与俄罗斯及伊朗的关系等问题上矛盾不断，互信持续下降。从去年的“签证危机”到扎拉布一案，再到此次的布伦森牧师争端，两国间不时爆发危机。而特朗普单边主义的行事方式和对制裁施压的偏好更加剧了美土关系的不确定性，预计未来两国关系还会继续恶化。波折不断的美土关系将始终将影响着土耳其的发展与抉择，但同为北约成员、互有所需的美土两国仍然不希望彻底决裂。
另一方面，土耳其里拉暴跌背后也深刻地反映了美元的全球影响力和美国的金融霸权，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更频繁地运用美国的这一结构性权力来实现其外交目标。近年来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多个新兴国家陷入经济增长困境，既源于自身经济特点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也受到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结构的深刻影响，反映了新兴国家群体在既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脆弱地位及其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之前受到广泛看好的群体性崛起势头遭受严重挫折。
未来，深受外部因素冲击的新兴国家经济仍将面临艰巨挑战，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走向、大宗商品价格趋势、地缘政治变动等不确定性因素众多，其中美国金融霸权的影响力依然深远，世界各国可能不得不将更多地面对美国对自身权力肆意滥用带来的冲击。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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