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琳 ：欧元20年——活下来是否就意味着胜利?-凯发k8官方首页

 　　1999年1月，欧元正式诞生。如果以“活下来”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欧元无疑成功了。不过，它的成功与其创建者当初宏大的愿景相距甚远。欧元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要彻底解决其内在缺陷，欧元区只能进一步加深融合。

　　“当事情进展顺利时，几乎没有动力完成这个项目，当危机最终发生时……很难仔细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欧元的成功。”欧元区的改革前景，可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说的这样。在目前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意大利、法国等国的民粹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的背景下，欧元区进一步改革困难重重。

　　命运多舛

　　建立之初，欧元承载着宏大的历史使命——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并最终推动欧洲政治一体化。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与当时全球政治和经济大背景分密不可分。在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下，欧洲加强经济和货币联盟是大势所趋。苏联战后崛起为世界两强之一，不断拓展其在欧洲的边界。与此同时，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各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却日益下降。为了抗衡苏联，欧洲只能转向美国寻求保护。但是，这又导致了它与美国之间的政治不平等。欧洲各国意识到，要与美苏两大国相抗衡，欧洲必须走一体化之路。

　　与此同时，随着战后重建的开启，生产力得以大大提高，这客观上也要求欧洲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

　　在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57年3月25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代表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该条约在1958年1月1日正式生效，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eec)的正式诞生。

　　eec成员在推进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实现货币统一，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经济一体化。欧洲此后开启了漫长的货币一体化进程。

　　统一货币的引入减少了汇率波动，降低了贸易成本，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特拉维夫大学哈罗德哈托格政府与政策学院政治科学系高级讲师tal sadeh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中发现，欧元纸币和硬币引入后，即便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欧元也使得其使用者的货物贸易至少翻倍。

　　此外，因加入统一货币联盟后以欧元计价的政府债务受到欧元区前景向好的影响，成员国政府的发债成本大幅降低。尤其是希腊、爱尔兰等欧元区经济相对脆弱的外围国家得以凭借德国等核心国家的强大主权信用，降低了本国的融资成本。比如，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998年12-1999年1月间下降了96.39%，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995年3月的12.28%下降为1999年1月的3.85%，而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从1995年3月的7.188%降至1999年1月的3.63%，法国从1995年3月的7.9%降至1999年1月的3.71%。

　　发债成本的大幅降低在促进欧元区外围国家信贷繁荣、刺激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这些国家埋下了危机隐患。德国、法国、荷兰等北部发达国家的银行向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大举借贷，催生了这些国家的资产泡沫。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刺激下，希腊等外围国家政府加大政府支出，从而导致其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尽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规定各国的财政赤字占其gdp比重不能超过3%，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各国基本上都没有遵守这一规定。希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7%上升为2007年的6.5%。

　　等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多米诺骨牌终于倒下。因持有大量美国次级证券，美国的次贷危机使欧洲银行资产大幅缩水，出现巨额亏损。为了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各国政府向本国银行系统投入大量资金，银行的有毒资产被转移到政府公共账户下，政府债务大幅攀升。此外，由于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均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内外需求锐减使得一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下降，进而导致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飙升。到2009年，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飙升至14%、15.6%、11.2%、5.4%、10.2%。

　　2009年12月，希腊政府承认，其债务总额达到300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高达113%，远远超出欧元区规定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能超过60%的规定。当年12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出现主权债券融资困境和主权债务再偿付困难的主权债务危机。此后，危机扩散至爱尔兰和葡萄牙，后来又蔓延到西班牙和意大利。欧债危机由此全面爆发。

 　　1999年1月，欧元正式诞生。如果以“活下来”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欧元无疑成功了。不过，它的成功与其创建者当初宏大的愿景相距甚远。欧元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要彻底解决其内在缺陷，欧元区只能进一步加深融合。

　　“当事情进展顺利时，几乎没有动力完成这个项目，当危机最终发生时……很难仔细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欧元的成功。”欧元区的改革前景，可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说的这样。在目前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意大利、法国等国的民粹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的背景下，欧元区进一步改革困难重重。

　　命运多舛

　　建立之初，欧元承载着宏大的历史使命——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并最终推动欧洲政治一体化。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与当时全球政治和经济大背景分密不可分。在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下，欧洲加强经济和货币联盟是大势所趋。苏联战后崛起为世界两强之一，不断拓展其在欧洲的边界。与此同时，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各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却日益下降。为了抗衡苏联，欧洲只能转向美国寻求保护。但是，这又导致了它与美国之间的政治不平等。欧洲各国意识到，要与美苏两大国相抗衡，欧洲必须走一体化之路。

　　与此同时，随着战后重建的开启，生产力得以大大提高，这客观上也要求欧洲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

　　在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57年3月25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代表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该条约在1958年1月1日正式生效，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eec)的正式诞生。

　　eec成员在推进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实现货币统一，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经济一体化。欧洲此后开启了漫长的货币一体化进程。

　　统一货币的引入减少了汇率波动，降低了贸易成本，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特拉维夫大学哈罗德哈托格政府与政策学院政治科学系高级讲师tal sadeh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中发现，欧元纸币和硬币引入后，即便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欧元也使得其使用者的货物贸易至少翻倍。

　　此外，因加入统一货币联盟后以欧元计价的政府债务受到欧元区前景向好的影响，成员国政府的发债成本大幅降低。尤其是希腊、爱尔兰等欧元区经济相对脆弱的外围国家得以凭借德国等核心国家的强大主权信用，降低了本国的融资成本。比如，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998年12-1999年1月间下降了96.39%，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995年3月的12.28%下降为1999年1月的3.85%，而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从1995年3月的7.188%降至1999年1月的3.63%，法国从1995年3月的7.9%降至1999年1月的3.71%。

　　发债成本的大幅降低在促进欧元区外围国家信贷繁荣、刺激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这些国家埋下了危机隐患。德国、法国、荷兰等北部发达国家的银行向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大举借贷，催生了这些国家的资产泡沫。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刺激下，希腊等外围国家政府加大政府支出，从而导致其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尽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规定各国的财政赤字占其gdp比重不能超过3%，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各国基本上都没有遵守这一规定。希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7%上升为2007年的6.5%。

　　等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多米诺骨牌终于倒下。因持有大量美国次级证券，美国的次贷危机使欧洲银行资产大幅缩水，出现巨额亏损。为了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各国政府向本国银行系统投入大量资金，银行的有毒资产被转移到政府公共账户下，政府债务大幅攀升。此外，由于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均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内外需求锐减使得一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下降，进而导致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飙升。到2009年，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飙升至14%、15.6%、11.2%、5.4%、10.2%。

　　2009年12月，希腊政府承认，其债务总额达到300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高达113%，远远超出欧元区规定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能超过60%的规定。当年12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出现主权债券融资困境和主权债务再偿付困难的主权债务危机。此后，危机扩散至爱尔兰和葡萄牙，后来又蔓延到西班牙和意大利。欧债危机由此全面爆发。

　　先天不足

　　欧债危机是欧元诞生至今遇到的最大挫折。危机的爆发促使各方对欧元区这一货币联盟进行反思，矛头都指向了其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首先，欧元区缺少统一的财政。统一的货币联盟要求统一集中的财政系统与之相匹配，但欧元区各国财政分散。19个成员国统一使用欧元意味着，这些国家实施统一的利率和汇率，这样，各国就失去了按照本国经济状况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一方面，危机爆发后，统一货币政策导致各国对外不能采取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拉动经济，对内不能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减轻政府债务负担。为挽救经济，成员国只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这导致各国财政赤字和债务高企状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假如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让更加富裕的成员国向陷入困境的国家进行财政转移，这样就可以替代无法实施的降息，从财政方面对经济加以提振。

　　“欧债危机的爆发，至少暴露出欧元区在制度设计方面面临的两大挑战或缺陷。一是当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面临不同的经济周期时，外围国家丧失了进行逆周期调整的货币政策工具。与此同时，财政联盟的缺失使得中心国家不能对外围国家进行足够的转移支付。这无疑会加剧外围国家面临的负面冲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其次，欧元区财政监管缺失，这是欧债危机爆发的关键原因。根据欧元区1997年通过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按照该公约，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之0.5%的罚款。

　　不过，欧债危机爆发后人们才发现，欧元区成员国并未恪守上述规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这个规则对采取稳健财政政策的国家没有奖励机制。另一方面，虽然对违反财政规定的国家有惩罚机制，但该机制却无法实施，因为实施制裁处罚需要达到符合规定的多数投票同意才可以，但欧元区财政部长们并不愿对其同行实施制裁。

　　此外，欧洲央行(ecb)的功能缺陷限制了欧元区的危机预防和应对能力。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是通过“最后借款人”来保持金融系统稳定，但目前，欧洲央行无法行使集中权威的金融监管，也不能为危机托底。不仅如此，欧洲央行还不能直接购买成员国政府债券，而只能从二级市场上购买，这影响了欧洲央行救济的力度和效果。

　　还有专家指出，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失衡是欧元区衍生出债务等各种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欧元区建立之初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缩小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不过，这种差距最终反而却被扩大。原因之一是，欧元导致各成员国汇率定价错误。

　　由于德国当时仍然在遭受东西统一的经济困境，德国马克疲软，马克相对于欧元的价值则被低估，德国生产商占据价格优势。imf数据显示，欧元建立时，德国马克的价值约比德国经济基本面所显示的实际价值低6%。与此同时，受到加入欧元大家庭前景向好的提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货币相对于欧元的价值被高估，其生产商的价格优势也丧失。这样一来，德国成为欧洲的生产者，其经常账户盈余得以不断扩大。而希腊等外围国家则成为德国产品的消费者，其经常账户赤字不断上升。

　　2002年，德国、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经常账户顺差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分别为1.9%、-6.8%、-3.7%、-0.3%和-8.5%，而到2007年则分别达到6.7%、-15.1%、-9.6%、-1.4%、-9.7%。由此可见，欧元的推出明显拉大了德国等国对边缘国家的贸易顺差。

　　“虽然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在2008年之后的十年显著缓解，但欧元区内部依然存在显著的经常账户失衡。德国、荷兰等国家有着显著的经常账户顺差，而南欧国家普遍面临显著的经常账户逆差。欧元区内部目前缺乏纠正成员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机制，对德国这样的顺差国而言尤其缺少约束机制。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既意味着资源错配，也会加剧逆差国的债务负担，最终为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张明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能否成年?

　　欧债危机后，欧元区进行了许多尝试以弥补其制度上的缺陷。当时的欧元区17国先是在2010年5月建立了公司性质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欧元区成员国的信用为担保，发行债券融资，向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此后，在2013年7月，欧盟峰会又用“欧洲稳定机制”(esm)来代替了临时性的efsf，作为欧元稳定的长期机制，为欧盟成员国提供金融救助。

　　不过，有学者指出，不论是临时性的还是efsf，还是长期性的esm，都只是欧元区现有财政制度的纾困机制，而不是迈向财政联盟的根本变革，欧元区的关键变革应该聚焦于加深财政联盟融合。

　　在加深财政联盟这一方面，欧元区也提出过许多方案，包括发行欧洲共同债券，建立欧洲货币基金(emf)，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jean claude trichet)提出的建立欧洲财政部，以及法国政府在1990年代提出的建立“欧元区经济政府”等提议。不过，这些提议均因无法在成员之间达成一致而被搁置。

　　在2018年12月的欧盟峰会上，欧洲领导人同意建立欧元区存款保险制度，但前提是意大利和其他欧元区国家点解决掉他们的不良贷款问题，这意味着，这一改革不会很快发生。他们还同意建立一个欧元区财政库，但前提是成员国先把债务降下来，这意味着，统一财政能力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他们还同意赋予esm更多资源和权力，不过，前提是先将现有的坏账问题解决掉。这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任务。况且，这一协议还缺少建立银行联盟、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因此，它并不能改变欧元区的运行。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研究员李罡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核心国家坚持认为，推进以提升增长能力和经济效率为目标的结构改革才是欧洲国家实现真正复苏和持续增长的治本之策。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欧元区国家推进结构改革的步伐较为缓慢。

　　“这首先是因为，欧元区缺乏强硬的政治领袖。其次，结构改革的效果不是短期内能显现的，改革初期还可能引起经济增长的下降、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失业率的提高，这些问题会引来不同程度的社会不满甚至抗议，甚至会导致现任政府的下台……此外，欧盟和欧央行采取的一些反危机措施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削弱了危机国家进行结构改革的动力。”他说。

　　欧元的建立者最初设想的是，经济上的一体化能够促进政治的一体化，但是，目前看来，这一逻辑可能行不通。实际上，正是政治、历史、文化上的诸多差异才导致了欧元区不能进一步深入融合。

　　李罡认为，欧洲一体化面临诸多挑战，欧元区改革能否推进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英国的退出欧盟是欧洲开始一体化进程以来出现的最严重倒退，这将削弱欧盟的政治影响力。其次，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党在欧洲的兴起不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增大了欧元区改革的摩擦力。此外，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双核发动机”，虽然德法两国均支持推进新一轮的欧元区改革，在建立欧元区统一预算、设立欧洲货币基金方面存在部分共识，但两国在预算资金额度、基金救助力度、条件限制和具体管理制度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张明则预测称，未来欧元区的扩张速度将会放缓，甚至不排除欧元区成员国收缩的可能性。“欧元区国家必须要加强内部整合，不过，由于整合过程是痛苦的，欧元区的一些边缘国家可能会发现，放弃欧元、重新使用国别货币可能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这些国家可能会选择退出欧元区。”

　　但他同时表示，尽管欧元区未来可能变小，但欧元不会消失。“欧洲主要国家已经意识到，只有推动欧洲经济体一体化，才能够实现持久和平、维持国际地位，这就意味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将会展现出螺旋形上升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