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特：我心中的马克思-凯发k8官方首页

 　  如有人向我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对马克思主义是信仰还是反对?――我的回答是：不信仰，也不反对!

　　理由是，我还没有取得信仰或是反对的资格。

　　马克思著作丰富，堪称等身;而我很惭愧，只读过很少的部分，特别是他的主要著作，如《资本论》，我压根儿没有读完;连流览一遍都没有做到，根本谈不上精读和精研。充其量，只是读过一点，知道一点。有什么资格信仰，有什么资格反对!我的小小的长处是，还保留着一点知羞耻的道德情怀，万不敢大言不惭，摸到大象的尾巴，就声称已是深得“大象精髓”，可担当“大象学导师”了。就是这“读过一点，知道一点”的表白，我也深知并不完全靠谱，因为是否真知道了，还是个有待证实的问号。

马克思

　　要知道，我能有如今这点清醒和审慎，是付出大代价，吃了大苦头换来的。

　　想当年，我，和整个民族的很多人那样，捧着那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听从“林副统帅”的那个著名的“教导”：学习《毛主席语录》是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捷径”;于是，读语录，呼“万岁”，喊“打倒”;在“永远忠于”、“毫不怀疑”的自以为有了“方向”的心潮中，去努力地“紧跟照办”。所幸的是，还有一点传统文化带来的“心理障碍”，使自己成不了“积极分子”;譬如，需要“指鹿为马”的时候，我开不了口;需要“对敌人的残酷就是对人民的仁慈”的时候，我下不了手。而这，是“积极分子”必备的素质。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小红书的“捷径”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当时，我还是相信的。并且和很多人一样，把马、恩、列、斯、毛放在一起，作为心中供奉的真理的化身、革命的领袖、思想的导师;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把马、恩、列、斯、毛的每一句话，当作足以分清是非的根据，只要拿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家就认为获得了终极的结论;还想穷根究底探寻什么，那就是可怕的“大逆不道”;是应该以“狠斗一闪念”的方式，加以消灭的。更何况当时还有《公安六条》在一旁伺候着呢!

　　直到“文革”后期，面对愈来愈看不到希望的贫困，面对愈来愈沙漠化的文化状况，特别是面对一大批亲朋好友，包括我的父亲，在冤假错案中耗费生命、家破人亡、无地伸诉的残酷，“大逆不道”的念头才在脑子里蠢蠢欲动了。特别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蠢蠢欲动化为了一系列的质疑：如，“革命导师”是人还是神?他们的言说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我必须把小红书放下，重新阅读马、恩的著作。由于还未全面的研究，我只能结合我所面对的历史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渐地、从少到多、从浅往深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目前形成的还只能是初步的印象，远不是深刻的认识，更不是全面的把握。我的初步印象是：马克思，连同恩格斯，已经身体力行，从理论到实践，回答了上述的质疑。

　　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只是个草根学者;没有担任过任何可以享有特权的领导职务，没有戴上任何可以居高临下的头衔。在第一国际(全称国际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只是一个委员，虽然和恩格斯一起为这个组织起草宣言――《共产党宣言》，却从不是当然的领袖，更不是可以下命令，作批示，下指示的权威。第一国际决议的规定是，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名誉会员”，任何提议均需多数成员通过方能生效。

　　他们死后虽被誉为“革命导师”，与之后的几位“革命导师”相比，没有任何实际的特殊待遇。马克思一直到死，穷困贫寒，靠恩格斯每月5到10英镑的接济度日;虽著作等身，却无权下命令让老百姓购书学习。很有意思的是，所有其他的“革命领袖”，都以他们作为旗帜，作为当然的继承者，获得了颂歌，如列宁有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的《第二交响曲――追忆列宁》，如斯大林有阿列山大洛夫的合唱曲《斯大林颂》，毛泽东有和《国际歌》放在一齐唱的《东方红》，甚至匈牙利的拉科西有《拉科西颂》，朝鲜的金日成有《金日成将军之歌》，他的儿子金正日的颂歌已是不止一首，但却没有一首颂歌是献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这些颂歌都是献给“救世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有幸没有被亵渎为“救世主”，而保住了思想家的清白。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神。

　　而更重要的是，虽然当时马克思的思想与理论已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本人的理念却决定了他不把个人的思想成果当作他人必须接受的“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指导思想。

　　1880年，马克思斩钉截铁宣布：“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信念和理论，不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信念和理论为人所知并得到认同，而是不愿意抬高为“主义”让他人盲目听从。

　　这一点在他的两个严格区别的概念中可以看出。这就是“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所谓“武器的批判”，是指用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手段，摧毁或压服对立的势力和个人，包括对自己不能“说一不二”的思想和行为。所谓“批判的武器”，是指一种正确的思想要为他人接受，划清真理和谬误的界线，只能论理和说服，这论理和说服就是“批判的武器”;这是不能用“武器的批判”来替代的。

　　而要使“批判的武器”不被“武器的批判”所替代，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个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客观的条件，这就是制度化、法律化的言论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载体，马克思坚决反对书报检查制度。《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指出：“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的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都比人更有力量。”“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在马克思看来，没有这个条件，“批判的武器”，即论理和说服就没有存在的空间。所以，他的语气是斩钉截铁的。

　　一个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即依赖科学而不是权势。你要说服人吗，在马克思看来，那就得依靠理论的“彻底”，这里有一段，是那些“权力至上”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人物，最忌讳的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也会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页)这些“信徒”最习惯的就是使用“只有如何如何，才能如何如何”、“绝不如何如何”、“必须理直气壮”等等宣判式的语词压人，而最不习惯的是，以平等的态度交流思想，以科学的精神论说观点，坚守自己自由表达的权利，也尊重他人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自由表达和自己相左的意见，根本原因是有权而无理，求权而不求理，缺少的恰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具有说服功能的理论的彻底的科学性。这就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嘴大就是理大。他们是靠权势的“嘴大”来压人的;可惜的是还有一条规律：压而不服。这是他们声嘶力竭、气急败坏的失态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追求彻底科学性的学者，自己的信念和理念是否代表正确，是不能自封的。而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在这一点上，上至国家首脑，下至平头百姓，一律平等。

　　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发言权。马克思大概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几个“领袖”“导师”用“武器的批判”，即动用强制的方式，甚至直接动用枪杆子来推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用“公安”手段来对付置疑者，异议者。历史已经一再证明，用暴力为后盾推行的“真理”，一定不是真理，它只能给一个民族带来灾难和浩劫。

　　马克思不是一位以权势压人的权贵，他不在以“主义”包装的等级制的权力体制之中，他不需要一个神秘的光环来维持“永远正确”的权威;他以科学探求的精神寻找“解放全人类”的道路;这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修正原有认识的开天辟地的过程。他和以他的名义追求权力的“革命家”们完全不同;对他和恩格斯来说，“修正”不是“背叛”，而恰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的人格的坚守。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年份：1848年和1895年。

　　1848年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代表了马、恩早期的认识。1895年发表了恩格斯的《导言》;这代表了《资本论》第三卷以来，马、恩对早期认识的修正。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没有“洞察一切”、“绝对正确”、“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包袱，只有追求真理的执着和坚定;对的坚持，错了就改，恩格斯坦诚地表白：“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这才是一个科学思想家的品格。与那些“权大即理大”、“权大于理”，用权力甚至暴力来推行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伟大发展”的“真理”的代表者，实际上已从根底上与马克思毫无关系。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依仗强权和暴力来推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让人类付出了空前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之后，一一宣告失败和破产。人们看清，神化马、恩，把“导师”之名强加于马、恩，是神化他们自己以实施独裁的手段。

　　我们的任务是重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人其作。有意思的是，值得深思的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些曾经被宣判为“反共”的“帝国主义”国家，有马克思的故居、纪念馆，有马克思的青铜像，而并不讳忌他的名字，把他当作“洪水猛兽”;据说有两次重要的民意测试，马克思当选为“世界第一学人”、“最伟大的思想家”。

　　看来，大家都需要马克思，但“需要”什么，却是各有所需。有的需要他是“革命导师”，有的需要他是“伟大学人”;有的需要他的“暴力革命”，有的需要他的“和平过渡”;而不考察和真信马克思归根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是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目标是真实还是幻想，人们可以各抒己见，大概我们的有生之年难见共同的结论;但有一些具体的合理的目标，各国却有远近之分;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如“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的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如三大差别(城乡、工农、体脑)缩小和消灭，在当代的国家之间有的距离太远，有的相对靠近，这是已经可以用数量来标明的事实。令我们感到惊诧的是，那个已经崩溃的“社会主义阵营”竟比我们曾经认真批判的“资本主义阵营”要遥远得很多很多;我们现代很多社会学家已经承认，在欧美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谁更加靠近马、恩提出的目标”，已经成为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事实，不能不重新思考的问题。谁更靠近马、恩，不再是一句口号，一幅标语，一次宣誓，甚或是写进了党章、宪法的大段文字，而是或长或短的一段历史实践的结果;这个结果也不单表现为经济指标的高低，即既要有马、恩所说的“经济基础”，还要有他们所说的“上层建筑”。可见，马、恩被认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探寻人类社会进步的学者，属于全人类。他们没有他们自己也不承认的被确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但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探讨，他们提出的很多社会进步的具体指标，他们经历的曲折的思想过程，都是人类共有的价值极高的精神财富。称之为“世界第一学人”、“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这就是我心中的马克思，和他的好友恩格斯!

 　  如有人向我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对马克思主义是信仰还是反对?――我的回答是：不信仰，也不反对!

　　理由是，我还没有取得信仰或是反对的资格。

　　马克思著作丰富，堪称等身;而我很惭愧，只读过很少的部分，特别是他的主要著作，如《资本论》，我压根儿没有读完;连流览一遍都没有做到，根本谈不上精读和精研。充其量，只是读过一点，知道一点。有什么资格信仰，有什么资格反对!我的小小的长处是，还保留着一点知羞耻的道德情怀，万不敢大言不惭，摸到大象的尾巴，就声称已是深得“大象精髓”，可担当“大象学导师”了。就是这“读过一点，知道一点”的表白，我也深知并不完全靠谱，因为是否真知道了，还是个有待证实的问号。

马克思

　　要知道，我能有如今这点清醒和审慎，是付出大代价，吃了大苦头换来的。

　　想当年，我，和整个民族的很多人那样，捧着那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听从“林副统帅”的那个著名的“教导”：学习《毛主席语录》是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捷径”;于是，读语录，呼“万岁”，喊“打倒”;在“永远忠于”、“毫不怀疑”的自以为有了“方向”的心潮中，去努力地“紧跟照办”。所幸的是，还有一点传统文化带来的“心理障碍”，使自己成不了“积极分子”;譬如，需要“指鹿为马”的时候，我开不了口;需要“对敌人的残酷就是对人民的仁慈”的时候，我下不了手。而这，是“积极分子”必备的素质。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小红书的“捷径”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当时，我还是相信的。并且和很多人一样，把马、恩、列、斯、毛放在一起，作为心中供奉的真理的化身、革命的领袖、思想的导师;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把马、恩、列、斯、毛的每一句话，当作足以分清是非的根据，只要拿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家就认为获得了终极的结论;还想穷根究底探寻什么，那就是可怕的“大逆不道”;是应该以“狠斗一闪念”的方式，加以消灭的。更何况当时还有《公安六条》在一旁伺候着呢!

　　直到“文革”后期，面对愈来愈看不到希望的贫困，面对愈来愈沙漠化的文化状况，特别是面对一大批亲朋好友，包括我的父亲，在冤假错案中耗费生命、家破人亡、无地伸诉的残酷，“大逆不道”的念头才在脑子里蠢蠢欲动了。特别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蠢蠢欲动化为了一系列的质疑：如，“革命导师”是人还是神?他们的言说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我必须把小红书放下，重新阅读马、恩的著作。由于还未全面的研究，我只能结合我所面对的历史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渐地、从少到多、从浅往深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目前形成的还只能是初步的印象，远不是深刻的认识，更不是全面的把握。我的初步印象是：马克思，连同恩格斯，已经身体力行，从理论到实践，回答了上述的质疑。

　　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只是个草根学者;没有担任过任何可以享有特权的领导职务，没有戴上任何可以居高临下的头衔。在第一国际(全称国际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只是一个委员，虽然和恩格斯一起为这个组织起草宣言――《共产党宣言》，却从不是当然的领袖，更不是可以下命令，作批示，下指示的权威。第一国际决议的规定是，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名誉会员”，任何提议均需多数成员通过方能生效。

　　他们死后虽被誉为“革命导师”，与之后的几位“革命导师”相比，没有任何实际的特殊待遇。马克思一直到死，穷困贫寒，靠恩格斯每月5到10英镑的接济度日;虽著作等身，却无权下命令让老百姓购书学习。很有意思的是，所有其他的“革命领袖”，都以他们作为旗帜，作为当然的继承者，获得了颂歌，如列宁有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的《第二交响曲――追忆列宁》，如斯大林有阿列山大洛夫的合唱曲《斯大林颂》，毛泽东有和《国际歌》放在一齐唱的《东方红》，甚至匈牙利的拉科西有《拉科西颂》，朝鲜的金日成有《金日成将军之歌》，他的儿子金正日的颂歌已是不止一首，但却没有一首颂歌是献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这些颂歌都是献给“救世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有幸没有被亵渎为“救世主”，而保住了思想家的清白。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神。

　　而更重要的是，虽然当时马克思的思想与理论已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本人的理念却决定了他不把个人的思想成果当作他人必须接受的“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指导思想。

　　1880年，马克思斩钉截铁宣布：“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信念和理论，不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信念和理论为人所知并得到认同，而是不愿意抬高为“主义”让他人盲目听从。

　　这一点在他的两个严格区别的概念中可以看出。这就是“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所谓“武器的批判”，是指用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手段，摧毁或压服对立的势力和个人，包括对自己不能“说一不二”的思想和行为。所谓“批判的武器”，是指一种正确的思想要为他人接受，划清真理和谬误的界线，只能论理和说服，这论理和说服就是“批判的武器”;这是不能用“武器的批判”来替代的。

　　而要使“批判的武器”不被“武器的批判”所替代，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个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客观的条件，这就是制度化、法律化的言论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载体，马克思坚决反对书报检查制度。《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指出：“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的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都比人更有力量。”“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在马克思看来，没有这个条件，“批判的武器”，即论理和说服就没有存在的空间。所以，他的语气是斩钉截铁的。

　　一个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即依赖科学而不是权势。你要说服人吗，在马克思看来，那就得依靠理论的“彻底”，这里有一段，是那些“权力至上”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人物，最忌讳的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也会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页)这些“信徒”最习惯的就是使用“只有如何如何，才能如何如何”、“绝不如何如何”、“必须理直气壮”等等宣判式的语词压人，而最不习惯的是，以平等的态度交流思想，以科学的精神论说观点，坚守自己自由表达的权利，也尊重他人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自由表达和自己相左的意见，根本原因是有权而无理，求权而不求理，缺少的恰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具有说服功能的理论的彻底的科学性。这就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嘴大就是理大。他们是靠权势的“嘴大”来压人的;可惜的是还有一条规律：压而不服。这是他们声嘶力竭、气急败坏的失态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追求彻底科学性的学者，自己的信念和理念是否代表正确，是不能自封的。而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在这一点上，上至国家首脑，下至平头百姓，一律平等。

　　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发言权。马克思大概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几个“领袖”“导师”用“武器的批判”，即动用强制的方式，甚至直接动用枪杆子来推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用“公安”手段来对付置疑者，异议者。历史已经一再证明，用暴力为后盾推行的“真理”，一定不是真理，它只能给一个民族带来灾难和浩劫。

　　马克思不是一位以权势压人的权贵，他不在以“主义”包装的等级制的权力体制之中，他不需要一个神秘的光环来维持“永远正确”的权威;他以科学探求的精神寻找“解放全人类”的道路;这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修正原有认识的开天辟地的过程。他和以他的名义追求权力的“革命家”们完全不同;对他和恩格斯来说，“修正”不是“背叛”，而恰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的人格的坚守。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年份：1848年和1895年。

　　1848年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代表了马、恩早期的认识。1895年发表了恩格斯的《导言》;这代表了《资本论》第三卷以来，马、恩对早期认识的修正。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没有“洞察一切”、“绝对正确”、“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包袱，只有追求真理的执着和坚定;对的坚持，错了就改，恩格斯坦诚地表白：“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这才是一个科学思想家的品格。与那些“权大即理大”、“权大于理”，用权力甚至暴力来推行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伟大发展”的“真理”的代表者，实际上已从根底上与马克思毫无关系。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依仗强权和暴力来推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让人类付出了空前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之后，一一宣告失败和破产。人们看清，神化马、恩，把“导师”之名强加于马、恩，是神化他们自己以实施独裁的手段。

　　我们的任务是重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人其作。有意思的是，值得深思的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些曾经被宣判为“反共”的“帝国主义”国家，有马克思的故居、纪念馆，有马克思的青铜像，而并不讳忌他的名字，把他当作“洪水猛兽”;据说有两次重要的民意测试，马克思当选为“世界第一学人”、“最伟大的思想家”。

　　看来，大家都需要马克思，但“需要”什么，却是各有所需。有的需要他是“革命导师”，有的需要他是“伟大学人”;有的需要他的“暴力革命”，有的需要他的“和平过渡”;而不考察和真信马克思归根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是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目标是真实还是幻想，人们可以各抒己见，大概我们的有生之年难见共同的结论;但有一些具体的合理的目标，各国却有远近之分;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如“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的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如三大差别(城乡、工农、体脑)缩小和消灭，在当代的国家之间有的距离太远，有的相对靠近，这是已经可以用数量来标明的事实。令我们感到惊诧的是，那个已经崩溃的“社会主义阵营”竟比我们曾经认真批判的“资本主义阵营”要遥远得很多很多;我们现代很多社会学家已经承认，在欧美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谁更加靠近马、恩提出的目标”，已经成为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事实，不能不重新思考的问题。谁更靠近马、恩，不再是一句口号，一幅标语，一次宣誓，甚或是写进了党章、宪法的大段文字，而是或长或短的一段历史实践的结果;这个结果也不单表现为经济指标的高低，即既要有马、恩所说的“经济基础”，还要有他们所说的“上层建筑”。可见，马、恩被认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探寻人类社会进步的学者，属于全人类。他们没有他们自己也不承认的被确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但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探讨，他们提出的很多社会进步的具体指标，他们经历的曲折的思想过程，都是人类共有的价值极高的精神财富。称之为“世界第一学人”、“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这就是我心中的马克思，和他的好友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