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兵：土耳其公投背后的思考——“撕裂式现代化”发展之路的关键一步-凯发k8官方首页

　　土耳其政党政治发展概况

　　在1923年，在土耳其刚建国之际，土耳其实行的是一党制——凯末尔领导的共和人民党作为唯一政党参与政治。1938年11月凯末尔逝世后，伊诺努当选为土耳其总统，继续实行“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在1939年5月，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党和政府分开，并决定在议会内成立一个与党团平行，由共和人民党议员组成的“独立集团”，起着反对党的作用。1945年8月，土耳其发生了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的关键一步，当时的伊诺努总统批准努里·德米拉组建“民族复兴党”。同年的11月1日 ，伊诺努在议会发表演说，正式宣布允许持有不同政见的同僚组建政党。这是土耳其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一步。1946年1月，凯末尔执政时期的最后一位总理杰拉尔·拜亚尔与共和人民党阿伊登省议员阿德南·曼德列斯等人脱离共和人民党，另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民主党。到了1950年 5月 22日，大国民议会选举民主党党魁杰拉尔·拜亚尔为土耳其共和国第三任总统，民主党主要领导人阿南德·曼德列斯出任总理，并组成了有14名部长的民主党内阁。这样，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演变的政治革命圆满完成。这是土耳其政治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土耳其开始了民主党10年的统治时期。

　　当然，这期间土耳其民主党的发展也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过程，民望后来下滑。1960年 5月 27日发生了军人干政。这是土耳其共和国军队第一次以政变的方式重登国家政治舞台。一年半之后，根据军方先前承诺再次把政权交还给文官政府。有意思的是，这和大多数发生军事政变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军事政变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的缘由值得深思。之后，在1971年和1980年土耳其又发生了两次军人干政。这都是在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恶化，社会秩序不稳定之时，军方作为超党派的力量干预了土耳其的政治发展之路。着眼于维护土耳其国家统一、政治秩序稳定、推动民主化发展等问题的力量，土耳其军队是始终将自身视作“阿塔图尔克精神的继承人”。(本意是土耳其人之父，也是凯末尔总统的名字)但是尽管如此，在这一期间，土耳其还是发展了以多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经历了近三年的军政府统治后，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获得了超过半数的议会席位。之后，土耳其虽然在1997年2月出现了短暂的“军事政变”，但土耳其政治还是向着愈加碎片化的多党制继续发展。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经济发展较为疲软，政党政治维持着脆弱的平衡。直到2002年，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出现新的变化。由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获得议会超过64%的席位，以压倒性的优势上台执政。在2007年年、2011年的选举中又继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总之，当下的土耳其政治发展到了由正义发展党一党主导政治局面的阶段。该党自上台后，在近数十年的时间里，促进了土耳其的经济的发展，从2002年至2015年人均gdp由3000美元增长到了近1万美元。可以说，经济大跨步的发展且让老百姓实惠，必然能获得土耳其老百姓的选票支持。当然，也并不是说经济上获得高分就能遮盖一切问题。另外，埃尔多安政府也很早就注意到了军队干政的隐患。目前来看，土耳其军方再次干政的可能性在逐渐降低。目前，在土耳其一党独大的局面下，外界对其走向“独裁”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耳其政党政治发展到如今的确存在一定的弊端。改行“总统制”后的土耳其将会走向何方，我们虽尚不可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土耳其政治发展目前出现了一位政治强人。此时，不禁让人想起近百年前的另外一位土耳其政治领袖——凯末尔。

　　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复兴之梦”

　　众所周知，土耳其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奥斯曼帝国在解体后的产物，属于地道的伊斯兰文明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以最大的决心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系，向西方学习，力图实现“脱亚入欧”的梦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色佛尔条约》几乎让土耳其亡国灭种，(不仅割让大片领土，还有包括治外法权和军事防御等权力。)万幸，在那个年代，有凯末尔这么一位政治强人带领土耳其走出困境，与战胜国改签了《洛桑条约》。之后，凯末尔不仅在政治和法律等方面引进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宗教文化、教育、世俗等日常生活方面都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包括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兰教象征意义)，禁止女人戴头巾等等，效仿西式教育与礼仪文化。

　　在此，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改革要属对土耳其语的改造。土耳其语字母的书写原来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而改革后的土耳其语则使用拉丁字母。这一语言文字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导致日后受教育的土耳其人几乎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献，具有从文化上断根的效果。外交上，土耳其也全面追随西方，二战后，土耳其积极向美国靠拢，1952年成为“北约”成员国，充当美国牵制苏联南下的“排头兵”。在这条“西化之路”上，土耳其沿着这条“凯末尔模式”坚定地走了几十年。在西方，土耳其也渐渐地被树立为伊斯兰国家民主的典范。与此同时，土耳其在近十年来也取得了经济大跨步式的发展，似乎土耳其就要实现那个“脱亚入欧”之梦。但现实是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至今难以实现。

　　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把土耳其看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尽管土耳其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西方看重的仅仅是土耳其的在地缘政治中战略地位。土耳其早在1987年就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却被“欧盟”告知短期内其申请不会被考虑，但“欧盟”却又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等国的申请，并开始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罗的海诸国，迟迟不考虑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强烈意愿。如果说哥本哈根政治标准是唯一标准的话，这似乎又有点冠冕堂皇，只可以作为“表面理由”。唯一理由恐怕就是因为“他们”(土耳其)是穆斯林，而欧洲人是基督徒。但欧盟偏偏又不肯明言此点，总是找其他借口，如土耳其的经济不行，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不好等等。(现在公投后，理由更加充分，土耳其加入“欧盟”注定还有很长的路。)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的“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体。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体”，而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力图想“换种”而进入一个本不属于她的“其他文明母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自我撕裂式的国家”(torn country)，其前途多半会令人沮丧。土耳其的尴尬或许恰恰就在于此。既不可能融入西方，同时也没能真正立足自身。简而言之，就是“不是东西”。既想学西方，又难以摆脱自身的“文明母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纠结中难以突破式的发展。西方对土耳其的真实态度恐怕就是既不能让它成为西方一部分，更不能让它完全脱离西方。因此，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说，只有立足土耳其本国的国情，找出一条真正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才是正途。

　　结语

　　目前，对修宪后的土耳其前景大体有两种不同预期：一种认为土耳其社会高度撕裂，阶层差距过大。埃尔多安只能继续巩固他亲伊斯兰、居住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的支持者群体，延续铁腕执政的风格。另一种则认为埃尔多安已经拿到他想要的一切，接下来便会着手弥合不同派别和阶层的分歧、改善土耳其安全局势、力拼经济发展，不然他又拿什么去赢得2019年大选呢?其实，这两种预期本质上都是埃尔多安接下来要继续做的工作。作为土耳其的当代领袖，究竟如何实现所谓的百年“土耳其复兴之梦”，我们拭目以待。

　　土耳其政党政治发展概况

　　在1923年，在土耳其刚建国之际，土耳其实行的是一党制——凯末尔领导的共和人民党作为唯一政党参与政治。1938年11月凯末尔逝世后，伊诺努当选为土耳其总统，继续实行“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在1939年5月，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党和政府分开，并决定在议会内成立一个与党团平行，由共和人民党议员组成的“独立集团”，起着反对党的作用。1945年8月，土耳其发生了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的关键一步，当时的伊诺努总统批准努里·德米拉组建“民族复兴党”。同年的11月1日 ，伊诺努在议会发表演说，正式宣布允许持有不同政见的同僚组建政党。这是土耳其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一步。1946年1月，凯末尔执政时期的最后一位总理杰拉尔·拜亚尔与共和人民党阿伊登省议员阿德南·曼德列斯等人脱离共和人民党，另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民主党。到了1950年 5月 22日，大国民议会选举民主党党魁杰拉尔·拜亚尔为土耳其共和国第三任总统，民主党主要领导人阿南德·曼德列斯出任总理，并组成了有14名部长的民主党内阁。这样，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演变的政治革命圆满完成。这是土耳其政治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土耳其开始了民主党10年的统治时期。

　　当然，这期间土耳其民主党的发展也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过程，民望后来下滑。1960年 5月 27日发生了军人干政。这是土耳其共和国军队第一次以政变的方式重登国家政治舞台。一年半之后，根据军方先前承诺再次把政权交还给文官政府。有意思的是，这和大多数发生军事政变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军事政变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的缘由值得深思。之后，在1971年和1980年土耳其又发生了两次军人干政。这都是在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恶化，社会秩序不稳定之时，军方作为超党派的力量干预了土耳其的政治发展之路。着眼于维护土耳其国家统一、政治秩序稳定、推动民主化发展等问题的力量，土耳其军队是始终将自身视作“阿塔图尔克精神的继承人”。(本意是土耳其人之父，也是凯末尔总统的名字)但是尽管如此，在这一期间，土耳其还是发展了以多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经历了近三年的军政府统治后，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获得了超过半数的议会席位。之后，土耳其虽然在1997年2月出现了短暂的“军事政变”，但土耳其政治还是向着愈加碎片化的多党制继续发展。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经济发展较为疲软，政党政治维持着脆弱的平衡。直到2002年，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出现新的变化。由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获得议会超过64%的席位，以压倒性的优势上台执政。在2007年年、2011年的选举中又继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总之，当下的土耳其政治发展到了由正义发展党一党主导政治局面的阶段。该党自上台后，在近数十年的时间里，促进了土耳其的经济的发展，从2002年至2015年人均gdp由3000美元增长到了近1万美元。可以说，经济大跨步的发展且让老百姓实惠，必然能获得土耳其老百姓的选票支持。当然，也并不是说经济上获得高分就能遮盖一切问题。另外，埃尔多安政府也很早就注意到了军队干政的隐患。目前来看，土耳其军方再次干政的可能性在逐渐降低。目前，在土耳其一党独大的局面下，外界对其走向“独裁”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耳其政党政治发展到如今的确存在一定的弊端。改行“总统制”后的土耳其将会走向何方，我们虽尚不可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土耳其政治发展目前出现了一位政治强人。此时，不禁让人想起近百年前的另外一位土耳其政治领袖——凯末尔。

　　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复兴之梦”

　　众所周知，土耳其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奥斯曼帝国在解体后的产物，属于地道的伊斯兰文明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以最大的决心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系，向西方学习，力图实现“脱亚入欧”的梦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色佛尔条约》几乎让土耳其亡国灭种，(不仅割让大片领土，还有包括治外法权和军事防御等权力。)万幸，在那个年代，有凯末尔这么一位政治强人带领土耳其走出困境，与战胜国改签了《洛桑条约》。之后，凯末尔不仅在政治和法律等方面引进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宗教文化、教育、世俗等日常生活方面都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包括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兰教象征意义)，禁止女人戴头巾等等，效仿西式教育与礼仪文化。

　　在此，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改革要属对土耳其语的改造。土耳其语字母的书写原来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而改革后的土耳其语则使用拉丁字母。这一语言文字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导致日后受教育的土耳其人几乎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献，具有从文化上断根的效果。外交上，土耳其也全面追随西方，二战后，土耳其积极向美国靠拢，1952年成为“北约”成员国，充当美国牵制苏联南下的“排头兵”。在这条“西化之路”上，土耳其沿着这条“凯末尔模式”坚定地走了几十年。在西方，土耳其也渐渐地被树立为伊斯兰国家民主的典范。与此同时，土耳其在近十年来也取得了经济大跨步式的发展，似乎土耳其就要实现那个“脱亚入欧”之梦。但现实是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至今难以实现。

　　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把土耳其看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尽管土耳其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西方看重的仅仅是土耳其的在地缘政治中战略地位。土耳其早在1987年就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却被“欧盟”告知短期内其申请不会被考虑，但“欧盟”却又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等国的申请，并开始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罗的海诸国，迟迟不考虑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强烈意愿。如果说哥本哈根政治标准是唯一标准的话，这似乎又有点冠冕堂皇，只可以作为“表面理由”。唯一理由恐怕就是因为“他们”(土耳其)是穆斯林，而欧洲人是基督徒。但欧盟偏偏又不肯明言此点，总是找其他借口，如土耳其的经济不行，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不好等等。(现在公投后，理由更加充分，土耳其加入“欧盟”注定还有很长的路。)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的“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体。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体”，而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力图想“换种”而进入一个本不属于她的“其他文明母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自我撕裂式的国家”(torn country)，其前途多半会令人沮丧。土耳其的尴尬或许恰恰就在于此。既不可能融入西方，同时也没能真正立足自身。简而言之，就是“不是东西”。既想学西方，又难以摆脱自身的“文明母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纠结中难以突破式的发展。西方对土耳其的真实态度恐怕就是既不能让它成为西方一部分，更不能让它完全脱离西方。因此，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说，只有立足土耳其本国的国情，找出一条真正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才是正途。

　　结语

　　目前，对修宪后的土耳其前景大体有两种不同预期：一种认为土耳其社会高度撕裂，阶层差距过大。埃尔多安只能继续巩固他亲伊斯兰、居住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的支持者群体，延续铁腕执政的风格。另一种则认为埃尔多安已经拿到他想要的一切，接下来便会着手弥合不同派别和阶层的分歧、改善土耳其安全局势、力拼经济发展，不然他又拿什么去赢得2019年大选呢?其实，这两种预期本质上都是埃尔多安接下来要继续做的工作。作为土耳其的当代领袖，究竟如何实现所谓的百年“土耳其复兴之梦”，我们拭目以待。